欲修道先立德，明悟道教劝善书中的“学道之方”！

自道教开创以来，劝世人向善、勿恶的书籍历来有之。《太平经》卷三十五中有“兴善止恶法”，卷四十有“努力为善法”，卷一百十四“不孝不可久生诫”、“为父母不易诀”等。强调人们为善要忠君、敬师、事亲，它提出的是修“忠孝诚信”之善道德原则。另外在葛洪《抱朴子内篇》里也说到了“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等的话，可视为对《太平经》的“忠孝诚信”之善要求的继承与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书中，道德原则的提及是分散而不成系统的，其中并没有一个诸如“善”这样的核心概念。而《太上感应篇》则有着对“善”概念的完整提示，并围绕着“善”而进行了有关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系列陈述。

《太上感应篇》，世人又简称其为《感应篇》，全文不见服符受箓、吞丹食药、道场斋醮等内容，只教人为善、语善、视善，修世间一切善。强调通过个人的积善立德，继而修善成仙，是道教中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劝善书。

《太上感应篇》言：“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在“是道则进，非道则退”顺天理的指导下遵守“善”，便可以成为“吉人”。《说文解字》：“吉，善也。从士口。居質切。十二部。”由此可知，从某种意义上可说，“吉人”即是“善人”。《太上感应篇》中的“善”字字义具有善良、好之义，而有“善人”、“行善”等词句。属于伦理意义上的“善”，主要用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人们遵守“善”的原则。这种用来调节人人关系的细则、规范既有传统儒家的印迹，也具道教之独特表征。

《感应篇》提出了“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义”而动，顺“理”而行的“善”的总原则。提出所有善的行为或者心理都应合符于“是道则进，非道则退”原则。清代学者黄正元注此句曰：“道，犹路也；进，犹行也；退，犹避也。顺天理、合人心、坦平正直即是道，当勇往而践履之；逆天理、拂人心、荆棘险阻即是非道，当深恶而禁绝之。二“则”字有毅然不可委靡之。”

在正面说明人的一切“善”要合“道”后，《感应篇》在后文中又从“恶”之标准的角度继续说一切“恶”都是“非义而动，背理而行”。黄正元注之曰：“义是心之制事之宜，理是天理。动，则才举念头；行，则见诸实事。”

他用朱熹所强调的“义是心之制、事之宜”来注释《感应篇》中作为善恶标准的“义”。朱熹在《孟子集注·梁惠王上》里注解“仁义”为“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宋代以后，由于理学家的阐发、推崇，“仁义”常与“道德”并用，常说“仁义道德”。朱熹认为，“义”是“心之制、事之宜”，把“义”理解为衡量人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的标准。质言之，“义”乃人的道德理性对人心的裁制，对具体人伦事务的合理状态的准确判断与把握。而“宜”有应当、应该的意思，因而《感应篇》在举“善”之原则时，则试图说明凡是应当、应该的，符合天理人心的便是“善”的总原则。其中吸取同时代先进的理学思想的印记十分明显。

宋人陈奂子评价《感应篇》，说它具有“推本道德之旨，发明祸福之端，究诘天人之证，严于训戒”的特点，也就是说除了关涉“太上”之外，它还更多地关涉道德本旨，并将其与祸福等效应做了较为紧密的结合。试图把“善”之道德原则提升至道教教义的主体地位，来丰富其道教教义体系。这样就把《太上感应篇》言“善”的教义作用作出提示。《太上感应篇》进一出细化了具体的道德原则，大致可以分为三方面：

以“道”相通，未来世界宗教革新（人类和谐共存）纲要性探析

首先阐明，人类存在“概念固化”的共性弊端——人为设定一个概念，就概念而概念，限于概念之中，错失对事物真相和自然大道的完整认识与实践，不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

以此，对待“概念” 应当遵循“立足本原，着重内涵，与时俱进，动态变化，解决问题，实事求是”原则。本文“宗教”及“道教”概念即如此，并以道教思想为基——大道相通，就未来世界宗教革新（人类和谐共存）进行纲要性初步探析，体现出“道”本身“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无所不在”的内涵特征以及宗教“继承传统、与时俱进、生存为本”的革新观，简述如下：

1、科学、民主是历史进步的产物，和谐、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历史今天，人类生存面临重要问题：人本侵犯自然，物欲腐蚀心灵，多元各自政，信仰错乱方向……使得科学脱离人文，民主徒有虚名，和谐无从奠基，自由异化泛滥……人类生存所有问题归结起来表面看已经造成“天怒人怨”，实质则为“心灵劫难”。

2、宗教以探寻宇宙、生命、社会真相为本——唯有发挥宗教心灵导向、化解及抚慰作用——教化心灵，启发智慧，鼓励自由，约束放纵，消除愚昧，拯救狂妄，与政治、法律等社会诸多机能协调统一，促进构建人神共治，才是人类社会最终出路。但是，宗教内涵与形式两方面同时需要传承革新，与时俱进，以体现人文与科学、精神与物质、信仰与修炼、智慧与道德、治国与平天下相统一，而辩证处理宗教“教化”、“教会”及其与社会、国家、民族对应关系，探求并致力于实现人类生存之身心自由。

3、“人神共治”不同于历史上狭义宗教凌驾于政治之上的政教合一，而依据信仰、修炼与秩序管理的统一进行设定——立足自然整体观，既是原则，又是方法，还是目标，在精神纯美与世俗需求之间建立平衡，实现人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就是说，以人、神、自然共同智慧立足解决人性弊端，实现信仰、修炼、道德、良心、法律、秩序、民主、制衡等一系列社会目标的完善管理。

4、无论个体的人，还是社会群体，唯以“天、地、人”三道（规律、原则、方法）制衡才能够实现“人神共治”——“天道”代表心灵（心性）修炼，符合自然大道，“地道”代表不同地域、民族、国家历史传统，“人道”代表当前社会世俗需求。遵从三道统一，使得人类在满足世俗需求和拯救灵魂之间建立平衡能够实现。

5、面对人性“概念固化、执偏概全、欲望过度、元气损耗、言行不一”的共有弊端，人类遵从三道统一即在真理与邪说、正义与邪恶之间做出选择和平衡——培本固元，扶正祛邪，造福人间，减少灾难，体现出天有好生之德。

6、当前宗教及整个人类出现问题积弊已深，非“多元一统”不能解决问题。多元化的思想混乱——“百家争鸣”时代如何实现“一统”？唯有宇宙之“道”贯通天地，贯通万物，贯通多元化思想，冲破概念固化，萃取内涵实质——实施革新，才能够在人类文明的继承中糅合当今成就得以实现——既尊重生命个体、各文明及宗教“多元”存在，又使生命个体、各文明及宗教回归（遵从）同一大道真理，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实现民族、国家或共同体的“一统”。否则，各自站在自我立场，各自服务自我利益，只能导致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的混乱。

7、革新在于应用。应用在于适宜。适宜在于立足现实，体悟大道，传承历史，糅合文明，开拓进取，不拘一格，相对圆满有效解决人类当前及未来存在问题。

8、道教以宇宙之“道”为最高信仰和教化依据。“道”做为万物诞生的本原，不仅是意识形态的概念存在，而且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客观独立存在——其前者存在远远不能够真实反映后者，决定人类现实问题永远需要不断调整、补充和完善。所以，“道教”做为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客观独立存在，远大于概念存在，不应被概念束缚和局限，而立足真实体验及当前状况，并以历史传统为依据，做以调整、补充和完善。

9、道教即中华祖先以“道”的理念赋予子孙后人（龙的传人）之教化，包括狭义道教——具有特定教义、教规、仪程、团体性质与广义道教——具有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实施全民教化性质的统一。史实证明，道教源自中国远古文明，自盘古开天至三皇五帝以来形成整个中华文明史“道统”传承——正是中华民族早期祖先对“道”的天人合一的实践、认识与教化，才形成并维系中华博大文明。如果脱离狭义与广义道教的存在，中华民族及文明将不复存在。以此，完整、真实的道教概念与“无神论”及社会学者通常所谓“道教”概念有本质差异，前者认为道教由中华早期祖先人神直接沟通直接创立并演变，后者则狭义认为由张道陵创立，并是人类意识形态的产物，形成对道教的割裂认识。

10、世界各宗教、人类各族群、宇宙各万物以“道”为存在根本和演化，顺则生，逆则亡。“道”的实质即具有“阴、阳”两种相对属性平衡一体的混元真炁（气）——同时具有物质、能量、信息（灵性）的统一，造化生成万物，化身宇宙至尊，世界各宗教、人类各族群、宇宙各万物依据不同体悟对其称谓不同，如“盘古、盘古老祖、鸿君老祖、玄天老祖、皇天老祖、元天真人、天真皇人、无极老祖、无极老母、无量天尊、祖始爷、老天爷、天帝、上帝、真主”等，凡蕴含“开天辟地创世纪、宇宙永恒至尊大神——造物主”之称谓，概指其也——智慈兼备，威仪大方，法力无上，人神共仰。人类信仰其，与其能量和智慧沟通，既祈保平安，又实现心灵回归终极价值，等同追求与遵循自然大道——高扬真知与慈善（顺从自然规律），力挽无知与卑劣（违背自然规律），体现出信仰与修炼、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具有教化及拯救人类普世价值。

11、道教对混元真炁具有独到而系统认识，认为混元真炁不仅孕育造化最初生命盘古，而且对于“开天辟地”起主导作用，称谓“先天元炁”，《道德经》描述为“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天地生成之后阴、阳二气交合形成“后天元炁”，《道德经》描述为“三”，具有诞生生命万物的本原能量和信息，称谓“灵魂”——灵魂元炁相对宇宙而言属于“后天”，但相对生命肉体而言又属“先天”。同时，生命肉体由父母阴、阳精气物质交合之元炁（受精卵）孕育生成——两者“元炁”对于生命体而言同属“先天”，共同构成生命体具有能量与智慧的本质存在和有机运转。但是，大多生命体失却清静心，不认识生命本质与修行，对于元炁只知用而不知节，更不知养，造成身心疲惫，愚昧昏沉，害己害人，苦不堪言。另一部分生命体心态清静，静则阴阳平衡合于元炁特征，元炁得以节、养，生命体获得运转必须的能量与信息（灵性、智慧）。以此，以提升灵魂能量和信息的修炼称谓“修真”，修到一定程度即所谓“明道”或“得道”，并以炁的是否充足反映出“道行”高低。

12、人类战争、冲突不仅发生在同一宗教与文明之内，而且发生在不同宗教与文明之间，反映出人类本身对绝对永恒“大道”真理认识及实践的局限性与悲哀性，同时反映出人类所认识及实践的永远只能是相对真理，即世界各宗教、人类各族群、宇宙各万物永远不能代表绝对真理，唯有宇宙至尊能够代表，但其隐于无形，从来不曾直接临世，仅以派遣使者方式传播文明，形成相对真理。以此，对“道”的虔诚、虚心信仰和修炼必将成为全人类共有课题（任务），而使得人类有神论、无神论以及各宗教信仰、修炼者走到一起：同根同源，道炁相连，感应无形（大道），实践有形，克服小我，存异求同，共同谋取和谐生存最大福祉。

13、宗教以“人、神”共同存在为存在——依据“阴阳互根、对应并存”原则，人的灵感反映来源于神，有什么样人就有什么样神。反之亦然。人、神表现为同一生命本体的“阴”、“阳”形态。由于“阴”、“阳”形态不同，人、神以“灵魂感应”、简称“灵感”沟通。“灵感”来自于个体的人的灵魂反映，与个体的人“道行”——真实反映“道”的能力有关，仅代表个体的人的认识。以此，神既是客观独立存在，又是人类意识形态的反映——人即神，神即人，人、神既独立又统一，辩证表现为神支配人，人体现神。而可以说，一个人、一个民族的文明与智慧代表其人、其民族之神的法力与智慧——在世界范围，神不是永恒唯一的概念，而具有民族性、宗教性、历史性。不同宗教信仰的神，与不同民族或人群有直接文明渊源，或有一定血统渊源。同时反映出，人类文明复杂历程代表神界复杂历程——神界与人间大致对应。也就是说，人、神虽然“意识形态”和“生存方式”不同，但是共同遵从同一“大道”真理——只有“大道”永恒，人、神以“道”相通，共同遵从。

14、在世界范围内，一定意义可以说，神话传说或宗教神学诞生一个民族，或者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神话传说或宗教神学，就没有传承生命力！而值得自豪的是，唯一仅有中国“盘古开天地”神话传说或道教神学具有思想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完整统一，反映中华文明对于世界（宇宙）本原高度认识，成为世界上唯一未曾断线的文明。因此，中华民族无论将盘古做为“中华根祖”景仰，还是做为“天帝至尊”景仰，都具有“法力无边，智慧无上”史实依据，使中华民族自尊、自强、自信、自豪、自责、自励，屹立世界东方。以此，道教“培本固元、扶正祛邪、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以己为本、以外为用、本用结合、和谐共存” 思想，称谓“道德文明”——不仅以“道”的真理认识直接转化为科技与文化艺术生产力，而且以“德”的人文实践直接决定社会和谐与进步发展，谋取实现人类生存身心自由，树立人类文明典范。

15、客观而言，地球生命、包括人类如何诞生及确切诞生时期，今人难以考证。也就是说，没有充足理由断定人类是地球最初及永恒生命——以及万物之灵。但是，可以断定，人类是自然界诸多生命曾主宰地球之后优胜劣汰——“合道则生，背道则亡”的成就——反映出天帝造化万物，并选择遵从其旨意的不同生命主宰地球。以此，可以说，只有人类诞生之后，才有人格化的天帝存在。如果人类违背天帝旨意，必然有其他生命以“道”的原则和方法取代人类主宰地球，人类或者不能够存活，或者任由其他生命支配和奴役——既是天帝旨意，又是大道选择。

16、依据能量不灭定律，如果人类不能够存活地球，则灵魂必然向其他时空转化。如何转化？能量及智慧低者，转化地球，为其他生命（邪灵动物）所主宰。绝非虚言，现实生活“邪灵”附体祸害人类事例——各类精神病、顽固绝症、流行疫病等比比皆是。只不过人类主宰地球，这种事例还相对属少数。另如人类历史上暴政者，除自身邪淫外，受“邪灵”支配造成人类大范围劫难。只有提升灵魂（元气）能量和智慧，向地球以外适宜生存的时空转移才是出路。以此，人类有生必然有灭，没有绝对永恒，人类生存唯一重要意义在于立足世俗需求实现灵魂升华，相对实现身心自由。

17、本质而言，人类劫难唯一归结为心灵（灵魂）劫难，元气耗散，不知亦不能回归，坠入“邪气”侵袭苦海之中，非天帝所代表正神拯救与自我修炼不能免除。所以，人类虔诚信仰天帝（及神界）价值和意义在于人类以“心灵回归——清静”方式获取造化人、神共同的本原——元气（混元真炁），以修持生命必须的能量及智慧。接下来，人类又持续以“阴阳平衡”为特征的元气相对持久维持心灵清静，提升道德素养。所谓“人不远道，道不远人”，以实现“我生存，众生亦生存；我自由，众生亦自由”，而实现人类生存（和谐秩序）良性循环。以此，体现出（宗教）信仰与（元气）修炼的统一，具体表现为天帝教化，启发智慧，清静自然，节制欲望，化解仇恨，宽恕博爱……

18、关于正、邪——天道循环，宇内没有绝对存在——“正、邪”只是概念上的划分和相对存在，正中有邪，邪中有正，正、邪象征生命或者事物生长、化育及衰败、消亡自然规律的内在因素及表象存在，并且相互转化，对生命存在或事物运转发挥相互依存重要作用——现代科学证明有“正、反”物质同时存在。对生命体而言，正、邪有内外之分。并由于生命存在“有诞生必然有消亡”自然固有规律，邪气通常不同程度胜过正气，以邪气占主导，所谓“十人九邪”。这是任何生命包括人、神不可完全扭转的。只有发挥人、神做为主观能动性，修养补充先天元气，才有可能相对改观——人、神元气充足，代表其“道行”或者说“功力”高深，也就是说元气造化万物、所固有阴阳平衡“清静”的能量和灵性相对较大，大于人体内邪（气）与外邪（气）总和的能量及灵性，而使正气暂时胜过邪气，即正气上升，邪气下降，使生命体身心相对逍遥自由。以此，即便是神、更何况人唯有修持元气、超越“正、邪”才能相对持久实现身心自由，而摆脱或延缓正（神）转变为邪（魔）的生死轮回。

19、宗教对人类生存发挥重要积极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由于人性弊端）人类在宗教信仰过程中始终不可避免存在“不求真而信，不务实而信，不全面而信”—— “迷信”及宗教异化变质问题。也就是说，迷信及异化不是宗教本质，而是宗教产生、传播、信仰过程不可避免的衍生品——有正信必然有迷信，有正统必然有异化，宗教必然存在某些不完善以及败坏声誉的诸多事例，或使宗教脱离“教化”内涵实质，仅存“教会”外在形式，产生“伪宗教”或不完善宗教，或严重发展到宗教对立面，产生所谓“邪教”——具有“精神鸦片”——欺骗性及伪科学性特征，极大伤害人类信仰情感及需求。以此，世界任何宗教都存在宗教本身的两大派系或者说两大属性：“正教”与“邪教”，中国神话作品《封神演义》所谓“阐教”与“截教”——其不是某一宗教称谓，而是宗教本身“正、邪”两大属性的相对概念，核心问题在于是否遵从大道真理。

20、宗教代表不同地域文明及相对真理。世界宗教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信仰（宇宙）至尊的割裂认识与专制独断——“唯我信仰才是真神，唯我信仰才是最高”。同时，正是由于交流传播过程中“反客为主”的状况激化与挑起宗教冲突。

21、世界上任何一个宗教（只代表地域文明及相对真理）都不能独立解决世界问题。世界宗教和谐共处在于遵从道德文明：培本固元，扶正祛邪，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以己为本，以外为用，本用结合，和谐共存——体现出人类为同一“大道”所生、世界宗教和谐共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22、世界宗教“阐教”派系需要交流合作，条件成熟时召开“弘扬大道精神，树立宗教正信，共谋人类福祉”世界宗教大会，承担世界宗教和谐共处主导责任。

23、宗教信仰者以信仰与修炼的统一，人神沟通，道炁相融，追求自由而无时无刻不自由，消除愚昧而无时无刻不愚昧——永远是“道”的谦卑信仰、修炼者。

泡个枸杞水就叫养生？清晨跑几圈就叫养生？晚上吃半饱就叫养生？那可真是大大的误解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养生延寿文化。

我们从《黄帝内经》说起，作为中医养生理论的奠基之作，充分考虑了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在论述人体生理病理时，将天时气候、地域环境、个体差异作为选择养生方法的重要依据，形成了“三因制宜”的养生观。

一、因时制宜

《黄帝内经》十分重视时间节律，认为医者必须通晓天文历法，并将其作为从医的门槛，故《素问·六节藏象论》《灵枢·官针》都说：“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

《素问·生气通天论》更说“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时之序也。”明确指出了人之所以能避外邪之犯，是顺应了时间规律养生的缘故。

《黄帝内经》顺时养生要做到以下三点。

1

顺年节律养生

周年节律指以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为周期的节律变化。一年之中可分四时，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

认为四时阴阳变化是万物生命之本，人要想保持身体健康，必须顺应四时阴阳的消长变化规律。

因此该篇提出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因时养生”法则，强调要顺自然四时物候之变化而采取“春养生、夏养长、秋养收、冬养藏”的养生方法，对养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此外，《素问·脏气法时论》《灵枢·五音五味》等篇还提出五脏应五季，五季食物各有所宜的观点，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除一周年之内的节律外，还有五运六气的超年节律变化，运气学说认为，自然气象存在着5年、6年、10年、12年、60年等周期 。

由于每一年岁运不同，自然界的气候变化各不相同，人之患病情况不同，治未病所需之药食亦不相同，因此要“司岁备物”方可“无遗主”。

2

顺月节律养生

周月节律指以1个恒星月或朔望月为周期的节律变化，其产生的原因是月球绕地球周期公转。地球上，海水受日月引力而有潮汐，人体气血受其影响而有盛衰变化。

《灵枢·岁露论》指出“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肌肉充，皮肤致；……月郭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虚，其卫气去，形独居。”

《素问·八正神明论》亦有类似的论述，并指出“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郭空无治，是谓得时而调之。”

又说“月生而泻，是谓脏虚；月满而补，血气扬溢，络有留血，命曰重实；月郭空而治，是谓乱经。阴阳相错，真邪不别，沉以留止，外虚内乱，淫邪乃起。”

既说明了人体气血盛衰存在月节律变化，还指出了违反月节律而治的不良后果。

因此，无论是治疗疾病还是养生防病，都应当要注意“因月而调”，避免灾祸内生。

3

顺日节律养生

一日分为四时，则朝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因此，一日之中的养生亦当同年节律，朝养生，日中养长，日入养收，夜半养肾。

《素问·生气通天论》云：“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是故暮而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

将一日分为平旦、日中、日入三时而论，指出人的阳气平旦初生、日中阳气隆盛，日西阳气内收，因此在日西入夜之后，要减少劳作及户外活动，若违背此原则，则会形体困顿。

二、因地制宜

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生活习惯、饮食特点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东方生风”“南方生火”“中央生湿”“北方生寒”“西方生燥”，指出五方的气候各不相同。

《素问·异法方宜论》进一步指出五方地理环境、气候因素的不同，导致人的生活习惯、饮食特点的差异。

实质上，特定的生存环境造就特定的生活习惯，造就了特定的人群。人类最原始的养生理念来源于生存过程中本能的趋利避害 。

如《素问·异法方宜论》中的北方人“乳食”，其原因在于自然之中阳气不足而阴气有余，导致“风寒冰冽”，而北方又是“天地所闭藏之域”，作物产出相对较少，故乳食以充饥而御寒；又说“脏寒生满病”，其本义在于提示居于北方，应以避寒而就温为养生第一要务。

西方人由于“多风，水土刚强”，故“不衣而褐荐”，多以致密不透风之皮毛为衣以御风寒。就此而言，不同地域之人饮食习惯、生活起居要根据处生活的环境进行适当调整，必须做到“节饮食”“适寒暑”，方能“安居处”而“长生久视”。

体质理论源于《黄帝内经》《灵枢·寿夭刚柔》说：“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

说明体质源于先天，人在出生之时已初步具备了体质特性。

《黄帝内经》对体质的论述多种多样，如《灵枢·逆顺肥瘦》云：“年质壮大，血气充盈，肤革坚固……此肥人也。……瘦人者，皮薄色少，肉廉廉然，薄唇轻言，其血清气滑，易脱于气，易损于血。……壮士真骨，坚肉缓节监监然。……婴儿者，其肉脆，血少气弱。”

论述了肥人、瘦人、壮人、婴儿内在气血盛衰、皮肉坚脆情况各不相同。而《灵枢·阴阳二十五人》则以五行分类，论述木形、火形、土形、金形、水形之人，又以宫、商、角、徵、羽五间对五行之人进一步分类论述，共计 25 种体质，指出各形人体格大小强弱、性格特点各不相同。

《灵枢·通天》则以阴阳五态分类，论述了太阴之人、少阴之人、太阳之人、阴阳平和之人等五种体质。

此外还有从人格来对体质进行分类的，如《灵枢·论勇》的勇者、怯者，以及《素问·血气形质》的形志苦乐分类。体质不同，其内在脏腑气血之盛衰亦不相同，故养生必须以体质为依据，不同的体质选用不同的养生方法。

2

辨年龄养生

出生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结构、机能、代谢也随之而变化，从而形成体质的差异。

《灵枢·营卫生会》说“老壮不同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则说：“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矣。年六十，阴痿，气大衰，九窍不利，下虚上实，涕泣俱出矣。”

指出人在不同年龄阶段时，其脏腑气血盛衰存在差异，少儿至青少年时，人体气血渐充、脏腑功能逐渐强盛，在中年盛壮之后就逐步走向衰老；

在五脏六腑平定强盛之后，脏腑功能从肝开始按照相生次序逐渐衰退，至五脏皆虚、形神相离之时走向生命终点，人体整个生命过程之变化受气血之盛衰、脏腑功能之强弱的影响。

由于年龄不同，体内气血盛衰情况不同，故养生法则必须因年龄而定。

3

别男女养生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指出男女存在生理差异，男子为阳，以气为用；女子属阴，以血为本。故男子之养生重在养气，而女子养生重在和血。

《素问·上古天真论》“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

以女七、男八为阶段详细论述了男女生、长、壮、老、已的规律。男子五八衰老始于肾，女子五七衰老始于阳明。除了说明人的生理状态随年龄而变以外，还与性别密切相关。

《灵枢·五音五味》对女性的体质特点概括为“有余于气，不足于血。”即认为女子受经产的影响而处于气有余而血不足的状态。

综上所述，女子的养生应当以血为根本，要重视阳明的调护；男子养生应以精为根本，要重视肾气的保护。

三因制宜作为养生防病的重要原则之一，是中医理论体系中极有特色的一部分，它要求在养生防病的过程中，必须将人所处的时空环境特异性结合在一起综合进行考虑，知常达变，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