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的里子与面子

文 | 刘怡

2005年9月20日，李敖在故宫博物院游览

2009年，李敖年届74岁，已经结束其玩票性质的四年“立法委员”生涯，也在2005年如愿重返暌违半个多世纪的祖国大陆，做其“神州文化之旅”。当年11月底，他以一部《李敖议坛哀思录》宣告退出政坛，同时通过媒体晓谕公众：有生之年，自己尚有两项“大业”亟待完成。一是再活30年，追平蒋氏家族成员中寿限最长的宋美龄，以显自己之老当益壮，羞煞墓木已拱的蒋介石父子。二是“把余生的主力，用在永恒的、世界性的文学作品上”，延续1991年撰成《北京法源寺》、2001年写出《上山·上山·爱》以降的探索，专注于推出“顶尖的书”。至于纠缠半生的政治、历史话题，无分台湾与大陆，皆已被他“老弃”；当世之人的毁誉，也将一并“耳顺”掉，不以为意。总之，“我的人生方向，显然已经意不在此。我更朝前走了”。

然而，就像此前70多年里若干次主动或被动的“退出”宣言甚少兑现一样，李敖并未为自己的高调姿态所束缚。2011年，他受亲民党征召，在台北市文山区出战第九届“立法委员”选举，但悄无声息地落败。同年4月，他口中的第六本“顶尖的书”、长篇小说《第73烈士》付梓，然其主题非但不曾“老弃”与国民党的半世恩怨，反而将上世纪80年代令他文名复起的“李师科案”冷饭重炒。即使是最友善的评论家，也只能承认这本新书是为20年前的《北京法源寺》加上了一部大号附录，殊少突破性。至于老生常谈的上电视、做演讲、打官司，更是一日未曾中止。或许所谓“大业”之说，原本就是一则李敖式的冷笑话——善于找证据、抠细节的李敖当然会记得，宋美龄的殁年并非“30年后”的104岁，而是106岁。他不过随口道来而已。

2018年3月18日，罹患脑肿瘤一年有余、数度传出病危消息的李敖最终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享年83岁。以他平生的性情喜好，对此种终局或许会生出两桩大大的不满：其一是有生之年，他终于被蒋介石“打败”了一次，在寿限上落了下风。其二是他在“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负责管理的“荣民总医院”（“荣民”系国民党时代为老弱伤残退役官兵设定的专属称谓）迎来最后时刻，与两蒋父子殊途同归，到底没能摆脱旧时代的投影。所幸早在2017年6月，他就曾委托经纪人郑乃嘉公布一封“告别信”，声言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要邀请上百位“家人、友人与仇人”参与一档特别电视节目《再见李敖》，在万众瞩目之中迎来生命谢幕。此项动议虽未成行，却足以使“李敖之死”再度成为公共话题，充塞街谈巷议。一位被列入这份名单的李敖生前好友，在参加完吊唁之后告诉本刊：“李敖虽已‘盖棺’，一生是非犹难在当下‘论定’。即使身为半世挚友，对他具有的如此之多的复杂面相，也实难用三言两语说清。”

曾被论敌攻击为“文化太保”的李敖，未及而立之年即已成名于台湾文坛；中年之后他更以“李大师”自谓，誉满天下亦谤满天下。然则细数其学问师承、思想谱系与政治立场，在高度发达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似又难以确定精准的坐标。他曾受业于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和同学科研究所，在回忆录中却对彼时的导师姚从吾、吴相湘每多臧否，亦不曾以学院派历史研究为业，而是成为自己口中的“单干户”。殷海光是公认的对李敖思想方法、政治立场影响最大之人，然李敖从未系统研习殷氏所致力的逻辑学与哲学，反而当面揶揄老师“为人应世，笨拙不堪”，是“不通人情的高级书呆”。殷门弟子中成名于学园之内的陈鼓应、林毓生、张灏，与李敖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曾与李敖同为党外运动成员和文坛健笔的陈芳明，盛赞这位前辈为“实践型知识分子的典范”，但在厚达800页的《台湾新文学史》中却未曾给“李大师”留出任何篇幅。李敖的格局、见地和才气，乃至他本人最津津乐道的白话文水平，似乎只反映在公共舆论界，而未入学园科班之门。

追根溯源，“大师”李敖并非西方意义上的专业学者或现代知识分子，亦不同于后者的东方对应物、有“立功”与“立德”之心的士大夫，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特殊产物——文人。文人者，以“立言”为毕生志业，但不求登堂入室、假科举之途谋取功名。他们或托庇于统治集团中的边缘势力，凭借本真的才华见地成为清客高朋（如“竹林七贤”）；或扬名于街坊酒肆，以绮丽生动的文字章句在市井中赢得受众（如柳永、关汉卿）。李敖在《文星》时期的辣手评论，乃至日后以“史料加八卦”为特色的一系列历史研究文集，亦不脱这两重目标，最终也正得偿所愿。又因为文人不必背负“立德”之累，无须奉社会上一般的道德法则为圭臬，其诙谐戏谑、放浪形骸的举止，反而增添了传奇色彩与亲和力。李敖之多智、多金、多情的突出特质，他对生平情史的津津乐道和自我渲染，正合于大众对文人由来已久的道德宽容。登徒子式的好色无厌，放在一般公众人物身上势必成为突出的德行缺陷；唯独对本不受伦理规制的文人李敖，反倒近似成为“古风”盎然的佳话。

然则李敖所处的20世纪中国，毕竟已大不同于昔时滋养东方朔、袁枚一类人物的土壤。从1935年出生于沦落“胡尘”之下的东北开始，到83年后病逝于尚未回归祖国的台湾，李敖的个人际遇和命运起伏，始终系于中国历史和时代潮流的此起彼伏。无论是根植于少年时代的家国情怀与大中华文化观念，还是从恩师严侨那里接受的左翼思想启蒙；无论是由胡适、殷海光等自由派知识分子代代传承的“五四”余音，还是台湾岛内围绕身份认同爆发的论战，多多少少都改变了他的生命底色。传统文人的身份特质，夹杂以台湾社会和政治面貌的嬗变，再由经济上消费主义的兴起和传播媒介的升级（从书刊、广播到电视、互联网）加以催化，最终使李敖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偶像，浑身上下都透露出今时今日的文化环境无法复制的“反差萌”。

但李敖又是孤独的。他有文采而无规训，有思想而无理论，有旧式文人的放旷恣肆而无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边界观，始终是一个破坏性大于建设性的人物。面对威权时代残山剩水的偏安格局，他能以一支健笔戳破其谎言，并在舆论场中赢得独一无二的位置。但一俟威权崩塌，立足点即变得异常游移不定。大中华观念与家国情怀本应成为他的终极慰藉，但他毕竟还是为文人耽迷名利、不愿受制于任一道德法则的陈腐底色所掣肘，变得患得患失。青年时代一度无所畏惧的战士风采，在晚年李敖身上更像是某种意在博取关注的刻意姿态。他频频以儿童炫耀玩具的口吻提起他的《李敖大全集》，给自己加上“人格是何等崇高、何等伟大”“其文五百年不朽，其人一千年不朽”的浮夸溢美，甚至奋身跃入红尘、自曝昔日隐私以维系在舆论场中的五分钟热度。此情此景，恰如陈寅恪在30年代的旧诗所言：“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2005年到访心目中具有特殊文化意味的北京法源寺时，李敖曾挥毫题词：“物我两忘，人书俱老。”只是在他那沟壑万千的文人胸怀中，“物”与“我”都因过重而不能忘，只有无可奈何地走向“人书俱老”。如同柏拉图《理想国》中著名的洞穴比喻，在风云激荡的20世纪后半叶，李敖曾以时代的火炬将自己的文人形象投影上社会的墙壁，使一代被缚的台湾人得以意识到光亮的存在。然而在绳索解除之后，人们终究需要克服惯性、走出洞穴，以自己的眼睛亲身观察日月星辰的存在。别了，独一无二的大师李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