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之《墨子》导读第十三讲：非命

本讲的主题为反对命定思想。墨子认为命定论使人不能努力治理国家，从事生产；反而容易放纵自己，走向坏的一面。命定论是那些暴君、坏人为自己辩护的根据。关于检验言论，墨子提出了“三表”法，即通过考察历史、社会实情，并在实践中检验言论，坚决反对误国误民的命定论。#文化领域#

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为政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执有命者以杂于民间者众。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命……虽强劲，何益哉？”上以说王公大人，下以（马＋且）百姓之从事，故执有命者不仁。故当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然则明辨此之说，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有。盖尝尚观于圣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乱，汤受而治之；纣之所乱，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岂可谓有命哉！

【译】墨子说过：“古时候治理国家的王公大人，都想使国家富裕，人民众多，法律政事有条理；然而求富不得反而贫困，求人口众多不得反而使人口减少，求治理不得反而得到混乱，则是从根本上失去了所想的，得到了所憎恶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墨子说过：“主张‘有命’的人，杂处于民间太多了。”主张“有命”的人说：“命里富裕则富裕，命里贫困则贫困，命里人口众多则人口众多；命里人口少则人口少，命里治理得好则治理得好；命里混乱则混乱；命里长寿则长寿，命里短命则短命，虽然使出很强的力气，有什么用呢？”用这话对上游说王公大人，对下阻碍百姓的生产。所以主张“有命”的人是不仁义的。所以对主张“有命”的人的话，不能不明加辨析。然而如何去明加辨析这些话呢？墨子说道：“必须订立准则。”说话没有准则，好比在陶轮之上，放立测量时间的仪器，就不可能弄明白是非利害之分了。所以言论有三条标准，哪三条标准呢？墨子说：“有本原的，有推究的，有实践的。”如何考察本原？要向上本原于古时圣王事迹。如何推究呢？要向下考察百姓的日常事实。如何实践呢？把它用作刑法政令，从中看看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这就是言论有三条标准的说法。然而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有的认为有命。为什么不朝上看看圣王的事迹呢？古时候，夏桀乱国，商汤接过国家并治理它；商纣乱国，周武王接过国家并治理它。社会没有改变，人民没有变化，桀纣时则天下混乱，汤武时则天下得到治理，它能说是有命吗？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有，盖尝尚观于先王之书？先王之书，所以出国家、布施百姓者，宪也；先王之宪亦尝有曰：“福不可请，而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所以听狱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尝有曰：“福不可请，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所以整设师旅，进退师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尝有曰：“福不可请，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当未盐数，天下之良书，不可尽计数，大方论数，而五者是也。今虽毋求执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错乎？今用执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义。覆天下之义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谇也。说百姓之谇者，是灭天下之人也。然则所为欲义在上者，何也？曰：义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干主，万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汤封于亳，绝长继短，方地百里，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移则分，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诸侯与之，百姓亲之，贤士归之，未殁其世而王天下，政诸侯。昔者文王封于歧周，绝长继短，方地百里，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则，是以近者安其政，远者归其德。闻文王者，皆起而趋之；罢不肖、股肱不利者，处而愿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则吾利，岂不亦犹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诸侯与之，百姓亲之，贤士归之。未殁其世而王天下，政诸侯。乡者言曰：义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干主，万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

【译】然而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有人认为有命。为何不向上看看先代君王的书呢？先代君王的书籍中，用来治理国家、颁布给百姓的，是宪法。先代君王的宪法也曾说过“福不是请求来的，祸是不可避免的；恭敬没有好处，凶暴没有坏处”这样的话吗？所用来整治军队、指挥官兵的，是誓言。先代君王的誓言里也曾说过“福不是请求来的，祸是不可避免的；恭敬没有好处，凶暴没有坏处”这样的话吗？所以墨子说：我还无暇来统计天下的好书，不可能统计完，大概说来，有这三种。现在虽然要从中寻找主张“有命”的人的话，必然得不到，不是可以放弃吗？现在要听用主张“有命”的人的话，这是颠覆天下的道义。颠覆天下道义的人，就是那些确立“有命”的人，是百姓所伤心的。把百姓所伤心的事看作乐事，是毁灭天下的人。然而都想讲道义的人在上位，是为什么呢？答道：讲道义的人在上位，天下必定能得到治理。山川、鬼神就有了主事的人，万民都能得到他的好处。怎么知道的呢？墨子说：“古时侯汤封于亳地，断长接短，有百里之地。汤与百姓相互爱戴，相互谋利益，得利就分享。率领百姓向上尊奉天帝鬼神。所以，天帝鬼神使他富裕，诸侯亲附他，百姓亲近他，贤士归附他，没死之前就已成为天下的君王，治理诸侯。古时候文王封于岐周，断长接短，有百里之地，与他的百姓相互爱戴、相互谋利益，得利就分享。所以近处的人安心受他管理，远处的人向往他的德行。听说过文王的人，都赶快投奔他。疲惫无力、四肢不便的人，聚在一起盼望他，说：‘怎样才能使文王的领地伸到我们这里，我们也得到好处，岂不是也和文王的国民一样了吗？’所以天帝鬼神使他富裕，诸侯亲附他，百姓亲近他，贤士归附他，没死之前就已成为天下的君王，治理诸侯。前文所说：‘讲道义的人在上位，天下必定能得到治理。山川、鬼神就有了主事的人，万民都能得到他的好处。’我因此认识到这点。”

是故古之圣王，发宪出令，设以为赏罚以劝贤。是以入则孝慈于亲戚，出则弟长于乡里，坐处有度，出入有节，男女有辨。是故使治官府，则不盗窃；守城，则不崩叛；君有难则死，出亡则送。此上之所赏，而百姓之所誉也。执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也；上之所罚，命固且罚，不暴故罚也。是故入则不慈孝于亲戚，出则不弟长于乡里，坐处不度，出入无节，男女无辨。是故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崩叛；君有难则不死，出亡则不送。此上之所罚，百姓之所非毁也。执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罚，命固且罚，不暴故罚也；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也。以此为君则不义，为臣则不忠，为父则不慈，为子则不孝，为兄则不良，为弟则不弟。而强执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然则何以知命之为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穷民，贪于饮食，惰于从事，是以衣食之财不足，而饥寒冻馁之忧至；不知曰我罢不肖，从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贫。昔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不顺其亲戚，遂以亡失国家，倾覆社稷；不知曰我罢不肖，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于《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此言汤之所以非桀之执有命也。于太誓曰：“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无廖排漏，天亦纵弃之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纣执有命也。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上无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下无以降绥天下贤可之士，外无以应持诸侯之宾客，内无以食饥衣寒，将养老弱。故命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而强执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译】所以古时候的圣王颁布宪法和律令，设立赏罚制度以鼓励贤人。因此贤人在家对双亲孝顺慈爱，在外能尊敬乡里的长辈。举止有节度，出入有规矩，能区别地对待男女。因此使他们治理官府，则没有盗窃，守城则没有叛乱。君有难则可以殉职，君逃亡则会护送。这些人都是上司所赞赏，百姓所称誉的。主张“有命”的人说：“上司所赞赏，是命里本来就该赞赏，并不是因为贤良才赞赏的；上司所惩罚，是命里本来就该惩罚的，不是因为凶暴才惩罚的。”所以在家对双亲不孝顺慈爱，在外对乡里长辈不尊敬。举止没有节度，出入没有规矩，不能区别对待男女。所以治理官府则会盗窃，守城则会叛乱。君有难而不殉职，君逃亡则不会护送。这些人都是上司所惩罚，百姓所毁谤的。主张“有命”的人说：“上司所惩罚是命里本来就该惩罚，不是因为他凶暴才惩罚的；上司所赞赏，是命里本来该赞赏，不是因为贤良才赞赏的。”以这些话来做国君则不义，做臣下则不忠，做父亲则不慈爱，做儿子则不孝顺，做兄长则不良，做弟弟则不悌。而顽固主张这种观点，则简直是坏话的根源，是凶暴人的道理。然而怎么知道“命”是凶暴人的道理呢？对饮食很贪婪，而懒于劳动，因此衣食财物不足，而饥寒冻饿的忧虑就来了。不知道要说：“我疲惫无力，劳动不快疾。”一定要说：“我命里本来就要贫穷。”古时前代的暴君，不能忍住耳目的贪婪，心里的邪僻，不听从他的双亲，以至于国家灭亡，社稷绝灭。不知道要说：“我疲惫无力，管理不善。”一定要说：“我命里本来要亡国。”《仲虺之告》中说：“我听说夏朝的人伪托天命，对下面的人传播天命说：上天讨伐罪恶，因而消灭了他的军队。”这是说汤反对桀主张“有命”。《泰誓》中说：“纣的夷灭之法非常酷虐，不肯侍奉上天鬼神，毁坏他的先人的神位、地祗而不祭祀。并说：‘我有天命！’不努力防备，天帝也就抛弃了他而不予保佑。”这是说武王所以反对纣主张“有命”的原因。现在要听用主张“有命”的人的话，则在上位的人不听狱治国，下面的人不劳作。在上位的人不听狱治国则法律政事就要混乱，下面的人不劳作则财物日用不足。对上没有粢、酒来供奉上天鬼神，对下没有东西可以安抚天下贤人士子；对外没有东西可以接待诸侯的宾客；对内则不能给饥者以食，给寒者以衣，抚养老弱。所以“命”，上对天帝不利，中对鬼神不利，下对人不利。而顽固坚持它，则简直是坏话的根源，凶暴人的道理。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内心想使天下富裕而怕它贫困，想使天下得到治理而怕它混乱，主张‘有命’的人的话，不能不反对。这是天下的大害啊！”

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伪，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忘。我所以知命之有与亡者，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与亡。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然胡不尝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赏有也。若以百姓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为法；然则胡不尝考之诸侯之传言流语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有闻命之声，见命之体者乎？则未尝有也。然胡不尝考之圣王之事？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布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劝阻。若此，则乱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为不然，昔者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变政而民易教，其在汤、武则治，其在桀、纣则乱。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则岂可谓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

【译】墨子说：“凡发表谈话、写文章的原则，不可以不先树立一个标准。如果言论没有标准，就好象把测时仪器放在转动的陶轮上。即使工匠很聪明，也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然而现在世上的真假，不能得到辨识，所以言论有三种法则。”哪三种法则呢？有本原的，有推究的，有实践的。怎样求言论的本原呢？用天帝、鬼神的意志和圣王的事迹来考察它。怎样推究言论呢？用先王的书来验证它。怎样把言语付之实践呢？用它来作为标准。这就是言论的三条标准。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有的认为命是有的，有的认为命是没有的。我之所以知道命的有或没有，是根据众人所见所闻的实情才知道有或没有。有听过它，有见过它，才叫“有”，没听过，没见过，就叫“没有”。然而为什么不试着用百姓的实际来考察呢：自古到今，自有人民以来，有曾见过命的形象，听过命的声音的人吗？没有过的。如果认为百姓愚蠢无能，所见所闻的实情不能当作准则，那么为什么不试着用诸侯所流传的话来考察呢？自古到今，自有人民以来，有曾听过命的声音，见过命的形体的人吗？没有过的。那么为什么不用圣王之事来考察呢？古时圣王，举拔孝子，鼓励他事奉双亲；尊重贤良，鼓励他作善事，颁发宪令以教诲人民，严明赏罚以奖善止恶。这样，则可以治理混乱，使危险转为安宁。若认为不是这样，古时侯，桀所搞乱的，汤治理了；纣所搞乱的，武王治理了。这个世界不变，人民不变，君王改变了政令，人民就容易教导了。在武王时就得到治理，在桀、纣时则变得混乱。安宁、危险、治理、混乱，原因在君王所发布的政令，怎能说是“有命”呢？那些说“有命”的，并不是这样。

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后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傅流矣，今故先生对之？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桀大夫，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规谏其君长，下有以教顺其百姓。故上得其君长之赏，下得其百姓之誉。列士桀大夫，声闻不废，流传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见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缪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弋，内沈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使下不亲其上，是故国为虚厉，身在刑谬之中，不肯曰我罢不肖，我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虽昔也三代之穷民，亦由此也，内之不能善事其亲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长，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使身至有饥寒冻馁之忧，必不能曰我罢不肖，我从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穷。虽昔也三代之伪民，亦犹此也，繁饰有命，以教众愚朴人。

【译】现在说“有命”的人说：“并不是我在后世说这种话的，自古时三代就有这种话流传了。先生为什么痛恨它呢？”答道：“说‘有命’的人，不知是三代的善人呢？还是三代的残暴无能的人？”怎么知道的呢？古时候有功之士和杰出的大夫，说话谨慎，行动敏捷，对上能规劝进谏君长，对下能教导百姓。所以上能得到君长的奖赏，下能得到百姓的赞誉。有功之士和杰出的大夫声名不会废止，流传到今天。天下人都说：“是他们的努力啊！”必定不会说：“我见到了命。”所以古时三代的凶暴君王，不改正他们过多的声色享受，不谨慎他们内心的邪僻，在外则驱车打猎射鸟，在内则耽于酒和音乐，而不顾国家和百姓的政事，大量从事无用的事，对百姓凶暴，使下位的人不敬重在上位的人。所以国家空虚，人民亡种，自己也受到刑戮的惩罚。不肯说：“我疲懒无能，我没做好刑法政事。”必然要说：“我命中本来就要灭亡。”即使是古时三代的贫穷人，都是这样说。对内不能好好地对待双亲，在外不能好好地对待君长。厌恶恭敬勤俭而喜好简慢轻率，贪于饮食而懒于劳作。衣食财物不足，至使有饥寒冻馁的忧患。必不会说：“我疲懒无能，不能勤快地劳作。”一定说：“我命里本来就穷。”即使是三代虚伪的人，也都这样说。粉饰“有命”之说，以教唆那些愚笨朴实的人。

久矣！圣王之患此也，故书之竹帛，琢之金石。于先王之书《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师。”此语夏王桀之执有命也，汤与仲虺共非之。先王之书《太誓》之言然，曰：“纣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人＋谬的右半）其务，天不亦弃纵而不葆。”此言纣之执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于三代不国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国亦言命之无也。于召公之《执令》于然：“且！政哉，无天命！维予二人，而无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于商、夏之《诗》、《书》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将欲辩是非、利害之故，当天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执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译】圣王担忧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所以把它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在先王的书《仲虺之告》中说：“我听说夏代的人诈称天命，宣布天命于世，所以天帝痛恨他，丧失了他的军队。”这是说夏朝的君王桀主张“有命”，汤与仲虺共同批驳他。先王的书《太誓》也这样说，道：“纣很暴虐，不肯侍奉上天，抛弃他的先人的神灵而不祭祀。说：‘我有命！’不努力从事政事，天帝也抛弃了他而不去保佑。”这是说纣主张“有命”，武王作《太誓》反驳他。在三代百国书上也有这样的话，说：“你们不要崇奉天是有命的。”三代百国也都说没有命。召公的《执令》也是如此：“去吧！要虔敬！不要相信天命。只有我俩而不能相互诫勉吗？吉利并不是上天降下的，而是我们自己得到的。”在商夏时的诗、书中说：“命是凶暴的君王捏造的。”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想要辨明是非利害的原因，对于主张“有命”的人，不能不赶快批驳。主张“有命”的人，是天下的大害，所以墨子反对他们。

下：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则必可而不先立仪而言。若不先立仪而言，譬之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为虽有朝夕之辩，必将终未可得而从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请，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此谓三法也。故昔者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务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之人而教之为善。”是故出政施教，赏善罚暴。且以为若此，则天下之乱也，将属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将属可得而定也。若以为不然，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故昔者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为其力也。今贤良之人，尊贤而好功道术，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下得其万民之誉，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亦岂以为其命哉！又以为力也。

【译】墨子说：“凡发表言论，则不能不先立标准再说。如不先立标准就说，就好像把测时仪器放在运转的陶轮上。我认为虽有早、晚的区分，但必然终究得不到一个确定的时间。所以言论有三条标准。”什么是三条标准？答道：有考察的，有本原的，有实践的。怎么考察呢？考察先代圣王的事迹；怎么推求本原呢？要推求众人听见所闻的实情；怎么付诸实践呢？于治国中当作政令，观察万民来评论它。这就是三条标准。所以古时候三代的圣王禹、汤、文、武，刚主持天下政事时，说：必举拔孝子而鼓励侍奉双亲，尊重贤良而教导人们做善事。所以公布政令实施教育，奖赏善良惩罚凶暴。认为这样，混乱的天下，将可以得到治理；危险的社稷将可得到安宁。如果认为不是这样，古时桀时的混乱，汤治理了；纣时的混乱，武王治理了。那个时候，世界、人民都没有改变，君王改变了政务而人民改变了风俗。在桀、纣那里则天下混乱，在汤武那里则天下治理。天下得到治理是汤武的功劳；天下的混乱是桀纣的罪过。如以此来看，所谓安、危、治理、混乱，在于君上的施政；那么怎么可以说是有命呢？所以古时禹汤文武刚开始在天下执政时，说：必须使饥饿的人能吃上饭，寒冷的人能穿上衣服，劳作的人能够休息，混乱的得到治理。这样他们获得了天下人的赞誉和好评。怎能认为是命呢？应该认为是他们的努力啊。现在贤良的人，尊重贤人而喜好治国的道理方法，所以上面得到王公大人的奖赏，下面得到万民的称誉，这就得到天下人的称誉好评。怎能认为是他们的命呢？也是他们的努力啊！

然今夫有命者，不识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与？若以说观之，则必非昔三代圣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此乎不而矫其耳目之欲，而从其心意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戈，内湛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庙。其言不曰我罢不肖，吾听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将失之。虽昔也三代罢不肖之民，亦犹此也。不能善事亲戚、君长，甚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饥寒冻馁之忧，其言不曰吾罢不肖，吾从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将穷。昔三代伪民，亦犹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穷人术之，此皆疑众迟朴。先圣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曰：“何书焉存？”禹之《总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星，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诰》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师。”彼用无为有，故谓矫；若有而谓有，夫岂为矫哉！昔者桀执有命而行，汤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于去发曰：“恶乎君子！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纣执有命而行，武王为《太誓》去发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从十简之篇以尚，皆无之。将何若者也？

【译】然而今天主张“有命”的人，不知是根据从前三代的圣人善人呢？还是从前三代的凶暴无能的人呢？如从他们的言论来看，则必定不是从前三代的圣人善人，一定是凶暴无能的人。然而今天以为有命的人，从前三代暴君桀、纣、幽、厉，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那时不改正声色的欲望，而放纵他的内心的邪僻。在外驱车打猎射鸟，在内耽于酒和音乐，而不顾他的国家百姓的政事；过多地做无用的事，残暴地对待百姓，于是失去了国家。他们不这样说：“我疲沓无能，我不努力地听狱治国。”一定说：“我命里本来就要失国。”即使是三代疲沓无能的百姓，也是这样。不能好好地对待双亲君长，很嫌恶恭敬俭朴而喜好简慢粗陋，贪于饮食而懒于劳作，衣食财物不足，所以自身有饥寒冻馁的忧患。他们不这样说：“我疲沓无能，不能努力地劳作。”也说：“我命里本来就穷。”从前三代的虚伪的人也是这样。古时暴君编造这些话，穷人复述这些话。这些都是惑乱百姓、愚弄朴实的人，先代圣王对此感到忧虑，在前世就有了。所以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雕在盘盂上，流传给后世子孙。说：哪些书有这些话？禹时《总德》上有，说：“诚信不到达天帝，就不会保佑下民。既然放纵自己的凶恶的心意，天帝将会惩罚的。不谨慎而丧失了德，天命怎会保佑呢？”《仲虺之告》说：“我听说夏人假造天命颁布于世，上天痛恨他，因此使他丧失了军队。”他无中生有，所以叫假造；如本来就有而说有，怎么是假造呢？从前桀主张“有命”行事，汤作《仲虺之告》以批驳他。《太誓》中太子发说：“啊呀君子！天有大德，它的所为非常显明。可以借鉴的不太远，殷王就是：说人有命，说不必恭敬；说祭祀没有好处，说凶暴没有害处。上天不保佑，九州都亡灭了。上天不顺心，给他降下灭亡的灾难。只有我周朝，接受了商的天下。”从前纣主张“有命”而行事，武王作《太誓》太子发反驳他。说，你为什么不向上考察商、周、虞、夏的史料，从十简之篇以上都没有命的记载，将怎么样呢？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听狱治政，终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知，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纴，多治麻统葛绪，捆布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今虽毋在乎王公大人，蒉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纴矣。王公大人怠乎听狱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则我以为天下必乱矣；农夫怠乎耕稼树艺，妇人怠乎纺绩织纴，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矣。若以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下以持养百姓，百姓不利，必离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则不固，出诛则不胜。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共抎其国家，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强非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今之为仁义者，将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

【译】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君子写文章。发表谈话，并不是想要使其喉舌勤劳，使其嘴唇利索，内心实在是想为了国家、邑里、万民的刑法政务。”现在的王公大人之所以要早上朝，晚退朝，听狱治政，整日分配职事而不敢倦怠，是为什么呢？答道：他认为努力必能治理，不努力就要混乱；努力必能安宁，不努力就要危险，所以不敢倦怠。现在的卿大夫之所以用尽全身的力气，竭尽全部智慧，于内治理官府，于外征收关市、山林、泽梁的税，以充实官府，而不敢倦怠，是为什么呢？答道：他以为努力必能高贵，不努力就会低贱；努力必能荣耀，不努力就会屈辱，所以不敢倦怠。现在的农夫之所以早出晚归，努力从事耕种、植树、种菜，多聚豆子和粟，而不敢倦怠，为什么呢？答道：他以为努力必能富裕，不努力就会贫穷；努力必能吃饱，不努力就要饥饿，所以不敢倦怠，现在的妇人之所以早起夜睡，努力纺纱、绩麻、织布，多多料理麻、丝、葛、苎麻，而不敢倦怠，为什么呢？答道：她以为努力必能富裕，不努力就会贫穷；努力必能温暖，不努力就会寒冷，所以不敢倦怠。现在的王公大人若确信“有命”，并如此去做，则必懒于听狱治政，卿大夫必懒于治理官府，农夫必懒于耕田、植树、种菜，妇人必懒于纺纱、绩麻、织布。王公大人懒于听狱治国，卿大夫懒于治理官府，则我认为天下一定会混乱，农夫懒于耕田、植树、种菜，妇人懒于纺纱、绩麻、织布，则我认为天下衣食财物，一定会不足。如果以此来治理天下，向上侍奉天帝、鬼神，天帝、鬼神必不依从；对下以此来养育百姓，百姓没有得到利益，必定要离开不能被使用。这样于内守国则不牢固，出去杀敌则不会胜利。所以从前三代暴君、桀、纣、幽、厉之所以国家灭亡，社稷倾覆的原因，就在这里啊。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内心确实希望为天下谋利，为天下除害，面对‘有命’论者的话，不可不努力批驳它。说道：命，是暴君所捏造，穷人所传播，不是仁人的话。今天行仁义之道的人，将不可不仔细辨别而努力反对它，就是这个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