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丨《收获》编辑吴越专访韩江：我的人生属于小说

编者按：北京时间10月10日19时（瑞典当地时间13时），瑞典学院宣布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韩国作家韩江。

本文节选自《收获》杂志编辑吴越的作品《必须写下我们——被写作改变的人生》。吴越采访了韩江，请她分享了《玄鹿》《素食者》等作品的创作故事。

《必须写下我们——被写作改变的人生》书封

《必须写下我们——被写作改变的人生》是《收获》杂志编辑吴越关于文学写作领域近十年来的深度访谈、座谈以及非虚构叙事的结集。全书分为五辑，前四部分收录了对当代中国青年作家、文坛泰斗、外国文学大师、非虚构作者的一对一访谈和评论，最后一部分则是作者自己的非虚构写作尝试。

相较于韩国流行文化，韩国文学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质。“无论从普遍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韩国文学都是一种‘升华痛苦’的文学。”通过阅读、访谈，吴越以新闻人的切实与严谨描述出韩国作家在时代进程和个人成长过程中发生的转变，在流动和行走中勾勒出变化的图景。通过记录不同的故事与人，本书也试图为时代留下个体角度的声音与线条。

吴越

残酷的花：韩国当代文学印象

2013冬季，以首尔为半径的文学发现

缘起

2013年底，上海，在一个中韩女作家交流的场合，我与韩国文学翻译院的一位女主管交谈时，轻微感叹：韩国流行文化、娱乐明星和影视作品早已渗透到中国，可为什么在中国几乎看不到现当代韩国小说？她上了心，回去便发邮件问我有没有兴趣去韩国走一趟。我回邮件说：韩国作家中，我只知道诗人高银，如果能采访到他，我就来。高银之外，还想采访的人选有：七〇后、八〇后代表作家、影视编剧、能够为我梳理韩国文学史的学者。

2013年12月10日，我踏上了韩国当代文学之旅，口袋里装着这样一份拜访名单：

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高银；

2005年度李箱文学奖得主、作家韩江；

2009年度李箱文学奖得主、作家金洐洙；

第十届文学村小说奖得主、作家与电影编剧千明官；

西江大学国文系教授禹灿济。

玄鹿

这是我第二次前往首尔。2008年5月，应“首尔文化节”（Hi! Seoul Festival）之邀，我与沪上几家媒体同行一起在这座城市玩耍了一个星期。那时，这座汉江边的城市改“汉城”之名为“首尔”还没多久，我感觉它处于某个转换过程之中，展现在外人面前的是若无其事的轻快与极尽鲜妍的华丽。就像大韩航空的主题颜色，一种明度与纯度都很高的天蓝色，特立独行，见之难忘。与浓烈、传统的国旗色相比，这种甜蜜愉快的“糖果色”“马卡龙色”仿佛喻示着当代韩国人渴望卸下历史包袱的心理。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抵达的当天深夜，窗外飘起了雪花。我蜷在被子里赶读一本名叫《玄鹿》的长篇小说——其实是韩国文学院提供的一沓打印稿。

《玄鹿》书封

读着读着，我所处的小小房间变成了一个冬天冻土下的洞穴。

《玄鹿》有两个主题：关于“玄鹿”的传说及一个叫“鸢谷”的山村故事。

传说中的玄鹿是生活在地下深处的岩石缝里的幻想动物。它用角照明，靠锐利的牙齿啃食岩石而活命。它的梦想是上到地面去看阳光。然而它在以角和牙齿做担保去看阳光的瞬间化成一汪泪水。

“鸢谷”是一个冬天放的纸鸢最终飞落的山村。那个山村的春天是以集中冬天飞落的纸鸢放火烧掉时开始的。

小说中有四个主要人物：出生于江源道的鸢谷矿工之女义仙，丧失了部分记忆，美丽而言行出人意表，总是无缘无故出走，像一棵无根无果的植物；偶然收留了义仙的杂志社女记者仁英；仁英的学弟，爱着义仙的明润；仁英的采访对象，主要拍摄煤矿照片的摄影家张宗旭。在寻找突然出走的义仙的过程中，这四个人串成了一根线，循着掩埋的悬念而去，却落入各自的深渊，露出幼年期或家族史的深深创伤……

回过头去看，记住了小说家的名字：韩江。

韩江

《玄鹿》是韩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已经显露出了作家的文学气质：飘逸而又厚重，敏感而又结实。它使我窥见了韩国文学的残酷、美丽与幽深，恍如一朵缓缓张开的花。

在深夜的窗前，望着白雪覆盖的城市，我意识到，韩国人无法彻底“减负”。他们将痛苦与沉重埋藏在表层之下，埋藏在文学里。

“人就是玄鹿啊，都想从黑暗的地方出去，去寻找光明。”

两天后，当我在江南区一家洒满清晨阳光的咖啡馆里与韩江对坐而谈，她莞尔一笑。这位出生于1970年的作家身材苗条挺拔，脱下浅色西装后，便是一身黑衣，纤细的手腕上戴着圆环套圆环造型的时尚手表，说话轻声细语，目光柔和，有点小女生的羞涩和迷糊，笑起来，鼻梁微皱，配着过耳的直发垂下遮住半边脸庞，格外青春可爱。

与外表不相称的是她孤身前往历史深处溯游的强韧。

1980年1月，韩江一家从光州搬到首尔（当时叫汉城），恰恰与当年5月爆发的“光州事件”擦身而过——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可以算得上是一种迟至的正面相逢，因为，在后来的文学生涯中，她宿命般地追寻着那桩与童年故地紧密相连的悲剧，也思考着人类是否能够彻底放弃暴力。这股回潮的冲动，既给她带来写作的动力，又不断制造着困难。

彼时，韩江正沉浸于第六个长篇小说《少年来了》的创作（这部小说后来获得2014年韩国万海文学奖）。与我的见面，也像是一头玄鹿钻出地下来晒晒太阳。

《少年来了》书封

吴越：你是如何登上文坛的？

韩江：上世纪九十年代是独裁和军部统治结束的时期，从那时开始，在韩国文学界，讲宏观的、社会性的作品没有市场了，作家和读者都更注重探索内心的、个人的东西。1993年我发表《红锚》登上文坛，算是从“作家揭露社会”的强迫症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代作家。当时出了不少年轻作家。

吴越：1988年汉城奥运会对你有什么影响？

韩江：我当时正在补习班里复读呢，窗子旁边在传递圣火。我当时心情可想而知是不好的。

吴越：你的父亲也是一位作家，你如何看待文二代的身份？

韩江：我开始发表作品时只有二十多岁，当时很不愿意别人说我是谁的女儿。我自己更是能不提就不提。现在我从事创作也有二十多年了，能够坦然道出自己是谁，父亲是谁了。这是一件很有感情、很有人情味、很棒的事实。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最幸运的事情就是父亲是一位作家，我因此得以在小时候就看了很多的书，拿到什么书都津津有味地读下去。看书是我童年唯一的乐趣。

吴越：你如何看待父辈们、上一代作家的作品？

韩江：可以说两代人写的小说完全不一样。主题不重合，类型也不一致，关心的事情也不一样。不过我并没有刻意区分作家的代际，因为我觉得只要是和国内作家在一起写作，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吴越：《玄鹿》之美丽和伤感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个传说是韩国本土的吗？

韩江：这个故事可能是来自中国的。我最初看到它是从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想象中的动物》这本书中。书中写到这只鹿为了想要从地下来到地上，见到阳光，就向人们交出了它的蹄子和牙齿，保证不会伤害人，但是它一来到地上，就融化了。化了之后变为一摊泪水，这是我加上去的。二十多岁时，我读到了这个故事，二十五岁时，我想写一个煤矿题材的故事，当时就想要把这个传说放进去，二十八岁，写成了《玄鹿》。

博尔赫斯

吴越：评论家说你拯救了“故事”，你是怎样做到的？

韩江：我写《玄鹿》时也写到了煤矿生活，也写了人们的痛苦。我两个都想兼顾，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虽然关于煤矿，但其实里面的人物义仙、仁英，还有后面的摄影家，他们生活在地下，想寻找光明。所以题目取为“玄鹿”，在韩国是黑鹿的意思。我们人本身就是玄鹿，都想从黑暗的地方出去寻找光明。

吴越：你怎么看待小说中的爱情关系？

韩江：男女爱情是人类的基本条件。男女之间也是可以存在友谊的，以平静的心态是可以保持友谊的。不过，我写小说并不是讨论爱情，而是讨论“人是什么”这个主题。人的感情是很复合的东西。我就是想要把复合的感情细腻地表现出来。这个小说里的人物都是有比较迫切的孤独、怜悯、情感，他们分享着彼此经历的不同。

吴越：你所探讨的“人是什么”这个主题，有没有心得和我们分享？

韩江：我的写作主题，从大的方面来看确实就是“人是什么”，现在我也不断在思考这个主题，每次写小说时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写《玄鹿》时我就想，人是什么，人就是和玄鹿一样的存在吗？我写第二个长篇《你那冰冷的手》时，我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人是什么？人的脸是什么？人的脸是不是假面，人是不是生活在假面中所以才会孤独。我写第三部长篇小说《素食主义者》时，思考的是人能不能完全地去除暴力，能不能在去除暴力的状态下生存下去。我现在写第六个长篇小说《少年来了》也是问这个问题。

吴越：怎么会想起来写《素食主义者》这样一个“妻子”的形象？

韩江：《素食主义者》的灵感来自韩国作家李箱的笔记中的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我认为只有人，才是（真正的）植物。”我常常莫名地联想起这句话。在此之前，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植物妻子》，写到一个女人会逐渐变成植物，这是我至今为止最用心去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后来我重读自己的这篇小说，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感觉，一定要再好好写一下这个形象。于是，果真接下去写成了一个长篇《素食主义者》。

《素食者》

吴越：写长篇是证明自己还是内心真正的需要？

韩江：内心需要。我喜欢写长篇，一般每写一篇需要一年到三年的时间。我觉得我的人生属于小说。我对自己的能力没有负担感。写第一部长篇《玄鹿》是比较困难的，搜集资料很辛苦，但也第一次学到了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保持平衡的经验。写长篇的苦恼是在经济方面影响比较大。短篇一般一个月内可以完成，对生活没有影响，但是写长篇的时候，收入无着，最困难的是自己沉浸于其中，最后写完了还得出来，这个过程让人感觉到累。哪怕写到第六个长篇了，也还是一样，感觉每天的写作同时也是和生活在做斗争。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和人们沟通。我只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的写作和生活。

吴越：你参加过爱荷华写作营，在各国作家交流时，你觉得自己代表了韩国文学的哪个方面？

韩江：我是1998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写作计划的，当时与我同期的好像没有中国作家，有来自十八个国家的二十位作家。我没觉得我是代表韩国去交流的，在和别国作家打交道时，我的感觉就是，搞文学的人都是非常相似的，比起不同点，共同点更多。我好像只不过是跑过去确认了一下我们有这么多相似点而已。

这次访谈之后第三年，2016年5月17日凌晨5点，四十六岁的韩国女作家韩江获得2016年度布克国际奖大奖，成为获得这一奖项的首位韩国作家。

韩江（右）在布克奖现场

布克奖创办于1968年，办奖目标在于提高公众对严肃小说的关注。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它的威望超过了英国大大小小的其他二百多个文学奖，被认为是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项，也是世界文坛上影响最大的文学大奖之一。获布克奖后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有奈保尔、库切、爱丽丝·门罗、威廉·戈尔丁、纳丁·戈迪默等多位。布克奖作品中为中国读者较为熟悉的有《提堂》《少年Pi 的奇幻漂流》《耻》《英国病人》《长日将尽》《辛德勒方舟》(改编成电影《辛德勒名单》) 等。

布克国际文学奖是布克奖主办机构于2005年创立的一个文学奖，是布克奖的补充，旨在奖励在小说创作上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无论国别，全球所有以英语写作或作品有英译本的在世作家均有资格获得此奖。评选时考虑候选人的全部作品而不是某部作品，每两年评选一次，奖金六万英镑( 约合五十九万元人民币)。

韩国文学的崛起，也许正从韩江获奖的这个时刻开始加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