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告诉了我们什么秘密？

对于《素问》运气七篇大论（以下简称《七篇》），古今聚讼纷纭，争论的焦点是——《七篇》是否是《素问》的原作。

宋代林亿等认为其非《素问》原作，近代方药中先生认为《七篇》不是伪书，而是《内经》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笔者认为，《七篇》究竟是否是《素问》原作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其内容有什么学术价值、鉴此，现就《七篇》的学术思想作一概要探讨。

《七篇》主要研究天时气候变化以及气候变化对生物的影响，气候变化尽管复杂多样，但《七篇》肯定它们是一个有规律的有严格秩序的循环，一年一个小循环，六十年一个大循环，通过“五运”和“六气”两大系统的运动，形成六十种气候变化类型。

位居自然之中的人及其他一切生物类，也都出现了与之相应的规律性周期的变化。

《六微旨大论》指出：“上下之位，气交之中，人之居也。故曰天枢之上，天气主之；天枢之下，地气主之；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之，此之谓也。”人类生活于天地之气交会之中，故必须顺应天地之气的变化，万物也同样依赖天地之气的作用，才能正常生化。

《七篇》将气候、物候、病候的变化，纳入“五运”和“六气”系统，从时间和利用的统一整体上考察和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运气有太过不及、胜复、郁发等具体变化，气候、物候、病候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例如，《气交变大论》载：木运太过，出现大风流行，天上云物飞动，地上草木摇动不宁，江至倒偃摇落，人体易得肝病；木运不及之年，出现燥气流行，肃杀之气太甚，生发之气不能应时而至，草木不荣，谷物不能成熟，人易得肺病。

六气中司天在泉之气分司上半年和下半年的气候变化。六气不同司化，气候、物候、病候也有相应的变化。

如《六元正纪大论》载：凡太阴湿土司天，气化运行后于天时，大风时起，原野昏沉，白埃四布，云聚南方，寒雨时降，植物成熟于夏秋之交，人病多以寒湿为患；凡太阴湿土在泉，雨水偏多，草木早衰，雾露布满山谷，山色昏蒙，人多痰饮病，在六气胜复时仍然显示了自然变化和人体发病的关系。

如《至真要大论》载：太阳寒气偏胜，冷凝之气到来，不到结冰时而结冰，羽虫的化生时间推迟，人体病多痔疮、疟疾、胃痛；如太阴湿气来复，则湿气大胜，大雨时行，鱼类鳞介动物多见于陆地，人体脾阳受困而见身重中满，饮食不化，胸中郁闷不畅，喘嗽痰饮发于中。当五郁之发时，同样出现三候同步变化。

如《六元正纪大论》载：金郁之发时，“天洁地明，风清气切，大凉乃举，草树浮烟，燥气以行，霜雾数起，杀气来至，草木苍干”，病多咳逆，心胁满引少腹，善暴痛，不可反侧，咽干面尘色恶等。

这些描述说明，人和天地有着统一的本原和属性，人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遵循着同一变化规律，“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

我们不能否认《七篇》所揭示的气候、物候、病候的变化规律含有机械推测的成分，对照今天的实际情况未必完全相符，但从其所记载的内容分析，大多来自对自然界及人类生命活动的长期观察和经验积累。

我们通过这些直观的观测和记载中，可以发现更深层次的含义。从认识论而言，它对人的生理病理活动的研究并不囿于人体本身的变化，而是将人置于整个自然界的时间和空间这个大环境下来加以考察和研究，从人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中加以分析和把握，这对我们今天研究医学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七篇》认为，气是宇宙的本元，气的升降相因，交错相感是产生自然界一切事物及现象的根源。

《六微旨大论》说：“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由作矣。”

自然界一切气候现象都是由“五运”和“六气”两个“气象要素系统”交错叠加，经过自然的综合而形成的。这种运气交错叠加有着相对的稳定性和变动性。如果运气和时序主岁大致相合则气候谐和，风调雨顺，反之则时序错乱导致灾变。

故《五运行大论》说：“上下相遘，寒暑相临，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从其气则和，逆其气则病。”

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有一段极好的记述：“大凡物理，有常有变。运气所主者，常也；异气所主者，皆变也。常则如本气，变则无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从、逆、淫、郁、胜、复、太过、不及之变，其发皆不同。若厥阴用事，多风而草木荣茂，是谓之从，天气明洁，燥而无风，此之为逆，太虚埃昏，流水不冰，此之谓淫；大风折木，云物浊扰，此之谓郁；山泽焦枯，草木凋落，此之谓胜；大暑燔燎，螟蝗为灾，此之谓复；山崩地震，埃昏时作，此之谓太过；阴森无时，重云昼昏，此之谓不足。随其所变，疾疠应之，皆视当时当处之候。”运气的变化常中有变，变中有常，“时有常位而气无必也。”

它提示人们应该把握运气的变化规律。“和其运，调其化，使上下合德，无相夺伦，天地升降，不失其宜”（《六元正纪大论》），即令人体和调于运气的生化规律，适应天地升降之宜，才能保持康泰；倘若违背了它，就难免不招致疾病。

“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概括地说明了自然界气运的协调与否和气候、物候、病候的常变密切相关。

所谓“非其位则邪，当其位则正”，即气候与季节相应的为“当位”，见气候平顺，反之即是“非其位”，成为致病之邪（非时之气）。

明·张介宾对此句有进一步的发挥，他从自然界气的运动变化联系到人体的气化。他说：“气之在人，和则为正气，不和则为邪气”，“故其在外有六气之候，在内则有九气之乱，而凡病之为虚为实为热为寒……盖气有不调之处，即病本所在之地也。”（《景岳全书》）

六气的太过、不及，即成致病之“六淫”、情志内伤令气机失调，邪从内生。这一点，《七篇》与《举痛论》所提出的“百病生于气”的观点遥相呼应，也是“气—元论”哲学思想的生动体现。

《至真要大论》指出，医生仅仅了解致病的原因和治病的原则是不够的，往往仍不能取得“桴鼓相应，犹拔刺雪污”的十全疗效，其关键在于“审察病机，无失气宜”。即在考察病机时要始终考虑当年运气的盛衰对病理演变的影响，而这一点常被一般临床医生所忽略，故宋·刘温舒说：“识病之法，以其病气归于五运大气之化，明可见矣。”

著名的病机十九条是学习分析病机的示范，其基本精神是以风、热、火、湿、燥、寒六气为中心，联系临床表现与五脏的司属关系，从而对各种临床主症进行定位与定性。

《七篇》提示我们：自然气候变化有盛有衰，有太过或不及，这些变化会引起人体相应脏腑的虚实盛衰变化。

如太过之纪主要是本气流行，兼其所胜之气为抑，所不胜之气被侮；其发病主要在本脏，同时影响所胜、所不胜脏。如木运太过之年，肝气亢盛为病，脾气被抑，肺气被侮，出现肝脾肺俱病不及之纪，主要是克己之气盛行，其发病的原则是己所不胜者乘虚胜之而本脏病，胜极则己所生者极复其胜，而胜者之脏亦病。

如金运不及之年，肺气虚衰，心火乘肺，肾水极复心火，以致肺心同病。

平气之纪主要表现“运太过而被抑，运不及而得助”的平正情况，若病则较单纯，多发于本脏。如运气同化，易致偏胜而独治，易出现急重危证；运气异化；则有“气相得则微，不相得则甚”的气候病候特点。

《七篇》为我们制定了一整套分析病机的机械模式，其用心颇为良苦，但它把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和秩序性夸大了，忽视了偶然因素对事物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倘若我们照搬套用，就容易犯错误。但它从另一方面昭示了自然界内部存在着一种自动调控系统，以维持自然变化的相对协调。

同样，人体内部也存有自动调控能力，当致病的反常气候威胁人体的时候，人体通过自身的调控和制约，以防止或减缓疾病的发生发展。在既病之后，脏腑之间又按照一定的秩序相互影响。

我们今天研究分析运气和病机变化之间的联系时，完全可以不必拘泥于刻板的程式，而着重领会其中的精神实质，以探讨气候变化与病机演变之间的确切联系。

令人欣慰的是，人们已经关注于太阳活动的周期变化是气候，水文周期变化的重要制约因素，而气候，水文条件又是疾病流行的重要生态环境，因此，疾病的传播与流行和易感人群，都无不与太阳，气候，水文条件变化有关。

《七篇》根据四时气候的常变，提出了“必先岁气，无伐天和”的法时而治的思想。

《五常政大论》说：“圣人治病，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吴昆亦说：“岁气有偏，人病因之，用药必明乎岁气。”既然疾病的发生与运气的盛衰、太过不及有关，那么治疗亦不能忽视岁气的变迁。“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六节藏象论》）。

一个合格的医生，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否则就有可能动手便错。

《六元正纪大论》谈到根据时令气候的不同而注意用药的宜忌。“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即无论是用药或饮食，都应与时令相适应，但如出现假象，则又不必拘泥，所谓“假者反常”。

另外，该篇还记述了某些特殊情况的治疗，如“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即夏季有表寒证的，不能不用热药，冬季有里郁证的，也不能不用寒凉之品。

不仅如此，《七篇》还根据六淫致病的不同性质为后世垂示了寒热温清的治疗原则。

如《至真要大论》所说“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辛散之；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发之……”

这些理论原则一直有效地指导着后世的临床实践。

李时珍《本草纲目》列五运六气用药式，其在卷一中还提出了“顺时气而养天和”的观点，他说“春月宜加辛温之药，香薷、生姜之类，以顺夏浮之气；长夏宜加甘苦辛温之药，人参、白术、苍术、黄柏之类，以顺化成之气；秋月宜加酸温之药，芍药、乌梅之类，以顺秋降之气；冬月宜加苦寒之药，黄芩、知母之类，以顺冬沉之气。”

这些均是对《七篇》“必先岁气，无伐天和”治疗学思想的注脚和发挥。

总之，《七篇》为我们勾画了一个气候、物候、病候变化节律的模式，其中蕴含了不少可贵的科学见解和值得研究的课题，对当今的临床实践及医学研究仍具有指导价值。

作者：王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