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件：1993年，“陕军东征”闹北京

我是叶子听禅，今日头条签约作者，立志做一个有态度、有角度、有温度的三有青年，欢迎大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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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对于中国文坛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彼时，陕西文学“三大家”之一的路遥刚刚过世没有多久，主旋律作家邹志安先生也驾鹤归去，陕西文坛一片素稿。

活跃在文坛上的顽猴，只有南方作家王朔。年初，前文化部部长、当代作家王蒙在《读书》上发表对王朔作品的评价文章《躲避崇高》。

此文一出，好比那佛祖发言，定下了孙猴子斗战胜佛的功过。同一时间，王朔作品《爱你没商量》改编成电视剧，《文学报》开辟专栏“如何看待王朔现象”，王朔再度成为文坛焦点。

其实这种现象的出现，在当时几乎是有其必然性的。

1992年，改革开放来到历史拐点。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揭开了改革开放进程的又一轮高潮。在如此新旧思潮激烈对抗之时，文学界自然也受到了冲击。不过，相比于经济民生领域的先行感知，文学领域无疑发展慢了一拍子。

那个时候“深圳奇迹”是群众眼睛能看到，身体能感受到的实物，自然有无数人相信并乐于跟随。1992年，深圳出现“810事件”，500万张股票半天被抢售一空，号称有“百万人争购”。数千名没有抢到股票的人民群众跑到市政府游行示威，认为有黑幕，要求公平、公正。深圳市政府当夜紧急协商，后增发500万张新股，事态才慢慢得到平息。

而转过头来看文学领域，尤为显得风平浪静。不安分的王朔，和他的“痞子文学”，恰好充当了打破文学界保守气氛的春风。

王蒙作为前文化部部长和作家，对于文学界的保守沉闷氛围是了然于胸的，所以他才会改旗换帜，写出“躲避崇高”一文。

“崇高”是什么？“崇高”可以是作家对自己文学作品的最高追求，即作品一定得表达点什么。但在那个年代，“崇高”指的则是又“红”又“专”。

这类作品，读者看完自然身心受到洗涤，不过就是看得太累，有时候还很痛苦。而王朔的作品则不同，似乎并未刻意去追求“崇高”，读者也看得很轻松。

他和他的伙伴们的“玩文学”，恰恰是对横眉立目、高踞人上的救世文学的一种反动。——《躲避崇高》

“躲避崇高”，便是反对以“崇高”之名，去拒绝接受新的思想，去拒绝进行改变。

王朔“痞子风格”的作品和王蒙的支持，是那个年代打破文化领域保守思想的一种内在需要。

有趣的是，英雄总是所见略同，在西边的十三朝古都里，有两名作家，也一样敏锐地察觉到了文坛“破冰”之时。两人携带着自己日后火遍大江南北的作品，正带领陕西文坛作家们，挥军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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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路遥葬礼上，陈忠实悲痛念道：“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无论这个事实多么残酷以至至今仍不能被理智所接纳，这就是：一颗璀璨的星从中国文学的天宇陨落了。”

贾平凹在一旁哀默不语，既为自己好朋友的离去伤心，又在思考自己脑海中的作品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因为当前的环境，无论对作家，还是对出版社来说，都不太友好。

这个顾虑，陈忠实创作《白鹿原》的时候也有。流传最广的一个典故，说的便是他向一直居住在农村的妻子立下军令状：“这次豁出去了，如果还弄不成，就回家养鸡。”

当时，新时期的文学第一次面临低谷状态。据陈忠实后来采访回忆，他们陕西的文学杂志《延河》，从开始的80万册，到后来掉到只有几千册。市面上一般作者写的书，群众已经不爱看了。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反复思考过“可读性”的问题。

为此，他第一是接受了文化心理结构理论，不搞形象描写，而是从人物心理出发；第二是运用了大量的性描写。这些性描写不是孤立的，是为了更好体现第一点。

为了不让性描写成为吸引读者阅读的诱饵，他特地在日记本上写下“不回避，撕开写，不作诱饵”十个大字，以此来警醒自己。

不同于陈忠实关于性描写的反复斟酌，贾平凹更加直爽大胆。当时他刚刚经历好友路遥的死亡，回家又跟妻子离婚，净身出户，想起路遥死前对自己所说的“狗日的，一满都不懂文学”，越发感到憋闷。

“写《废都》时我的身体最不好，加上社会的、家庭的变故，很沉闷。”

这是贾平凹当时的真实状态，我相信他在这个时候，采用这种毫不回避的方式写出《废都》，也有打破沉闷的意图所在。

1993年上半年，陈忠实的《白鹿原》，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贾平凹的《废都》，京夫的《八里情仇》，再加上程海的《热爱命运》，纷纷在北京出版。一时间，“陕西人要挥马东征”之说闹得沸沸扬扬。

这个说法，由光明日报记者韩小蕙提出，她当时参加完《最后一个匈奴》的研讨会，听见其他作家开玩笑提起“陕西人要挥马东征”这类的说法，后来才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陕军东征”火爆京城》一文。

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这篇2000字的报道竟造成如此之大的轰动。

不仅大街小巷之上到处都在炒“陕军”这个概念，当事人还要抢“功劳”。高建群就曾说“陕军东征”由他而起，结果被韩小蕙打脸辟谣。后来，报道中唯一没提及的“陕军五虎将”程海，还亲自打电话问韩小蕙是不是“有陕西人要陷害他，以致于自己的名字没在报道中出现”。更有《八里情仇》一书，因为搭上了“陕军”的快车，从第一版的6750册，直线上升到十多万册，堪称大火。

从这一系列事件上来看，“陕军东征”一事仿佛是“精心策划的商业性事件”，是出版社在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的一次绝地大反击。但实际上，“陕军东征”还真是一次文化现象，由此长篇小说才走向高潮。

因为，在这“五虎将”中，还有一对双星并骑绝尘，闹出多少风风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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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的《废都》写得比《白鹿原》晚，但他写得极快。1992年动笔，年底就完稿了。两本书几乎同时在1993年出版，但出版前待遇却不太一样。

《废都》出版前，出版社苦心孤诣想出了两个“妙招”：一个是“□□□”，一个是百万稿酬。通过“炒作”，据说当年不少人提着现款要货堵了出版社大门，甚至有媒体称《废都》起印便是50万册！

我们也由此可见，当时出版社的日子到底有多难过，而后来《废都》和《白鹿原》创造的销售奇迹，又为何一直被人津津乐道。

而在《废都》将出未出，钓的市场望眼欲穿的前夕，陈忠实的《白鹿原》已经出版一个月了。这一个月里，《白鹿原》也是过山车一般的待遇。

最开始时，新华书店只征印了800册，貌似就想看陈忠实回家养鸡。还好，人民文学出版社觉得《白鹿原》书的确写得好，潜力大，第一次便决定起印14851册。后来，市场反馈良好，到了7月加印了5万册。

不少人觉得，《白鹿原》初期的大卖，是搭上了《废都》炒作的顺风车。我倒是认为，不管谁带上了谁，这个时候的两人和两部作品，无疑是同步向前的。

即便一个写城市，一个写农村；一个写当代，一个写过去；一个写文人颓废脏得没脸看，一个写女性被旧时代礼教压迫得变了形。这两部作品，在当时来说，都是大胆且前卫的。也因为露皮露骨的“性”描写，同时饱受非议。

1993年下半年，两部作品却迎来了不同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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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都》被禁17年，《白鹿原》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这个结果，便是当时陕军双星里两部作品的不同结局。同样涉及性描写，为何命运大不相同？

因为早在选择道路时，已见分晓：贾平凹向左，陈忠实向右。

贾平凹曾说过：“《废都》出版前，我被文坛说成是最干净的人；《废都》出版后，我又被说成文坛最流氓的一个。”

这句话，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贾平凹在《废都》出版后的前后处境。他的错误，不仅是涉及性描写，更是因为小说主体中被鞭策的文人群体。

在1993年这个时间节点上，《废都》写出了知识分子的迷惘、颓废和堕落，也得罪了当时的一大批文人。被贾平凹开地图炮，物伤其类却掌握话语权的文人群体，又如何会放过贾平凹与《废都》？

而《白鹿原》则有所不同。批判封建礼教、描绘农村生活是文人们的拿手好戏，其性爱描写也只是反映农民们最原始的本能，跟清高的文人又有何干？

所以，在《白鹿原》也面临封杀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站出来力挺陈忠实，甚至还邀请不少圈内作者、专家为《白鹿原》说话。换作《废都》，哪一个文人敢站出来为贾平凹说话，谁说话谁就犯了众怒。

为这个事情，贾平凹还跟陈忠实闹过别扭。贾平凹文学艺术馆馆长木南曾回忆过自己和贾平凹的对话，他说：

“半年前，贾平凹又与我谈及陈忠实，他充分肯定《白鹿原》，也嫉妒当年《白鹿原》在台面上红得发紫；他认为陈忠实人厚道，但也是个楞怂脾气，还埋怨前些年自己在文学圈里日子难过，总觉得陈忠实对自己支持不够。”

《白鹿原》得以存活的另外一点，是陈忠实“顺从上意”，对小说的敏感情节进行了修改。1997年12月中旬，修订本《白鹿原》出书。1997年12月19日，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揭晓，《白鹿原》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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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描写”在中国21世纪之前，一直是个敏感地带。1985年，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被称作当代文学中第一部冲破“性禁区”的小说，反响也很剧烈。究其原因，在于在中国谈“性”，人们总感觉很“羞耻”，又或者觉得很“脏”。

另一位爱写“性”的作家王小波就此事发过牢骚：“在文学艺术及其他人文的领域之内，国人的确是在使用一种双重标准，那就是对外国人的作品，用艺术或科学的标准来审评；而对中国人的作品，则用道德的标准来审评。”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小时候看世界名著《挪威的森林》，看得那叫一个面红耳赤，差点没把书给扔掉。可截止2011年，日本已销出1500余万册，每7个人就有一个人有这本书。如此相差巨大的对比，总不能用日本人比我们更色情来搪塞解释吧？

实际上，“性描写”始终是文学作品中绕不过去的坎，是人性最原始的冲动。《红楼梦》都形成“红学”了，也没人跳出来说它脏。

所以，《废都》被禁的理由可以是“性描写”，但又决定不仅仅是“性描写”。在选择题材时，贾平凹和陈忠实就走向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一个背离自己的群体，一个拥抱自己的群体。

当然，《白鹿原》的价值之高依旧无可估量。我们也不能学一些人以修改一事批评陈忠实“软骨头”。之所以选择不同的题材，又何尝不是命运的决定。

贾平凹父亲是乡村教师，自己又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长安》文学月刊编辑，一直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眼里看的都是文学界的事。所以《废都》里的文人形象，才入门三分，刺痛了某些人的眼睛。

而陈忠实，中学学历，未出西安，当过教师，还当过十多年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及党委副书记。他的眼光，更倾向于农村。所以，陈忠实的字都是从田间垄上一个个抠出来的。

两个人经历的事情不同，自然写出来的东西就大相径庭。于是在1993年，两人得到了不同的结果。

但是，如今我们回过头看，两人又何尝不是殊途同归。

回顾1993年，“陕军东征”闹北京，无论是《废都》，还是《白鹿原》，都是一次尝试，一次对国内文学界保守沉闷氛围的挑战。贾平凹“折戟沉沙铁未销“，陈忠实“一部经典压全国”，均是在中国文化史上位列仙班，留下盛名的人物。

2008年11月2日，贾平凹在浙江乌镇领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当时他的获奖感言里有一句：“当获奖的消息传来，我说了四个字：天空晴朗。”

“天空晴朗”，是贾平凹心情的真实写照，也是一年后《废都》解禁再版，国内文学环境大变样的切实描述。如今的文学领域，正在变得更加多元和开放。

而贾平凹和陈忠实两人闹矛盾的传闻也可以休矣，文人自古相轻，两人固然免不了这个臭毛病。可两人早已握手言和，云淡风轻。犹记得陈忠实离世时，老贾深痛悼念的那句诗：

“水流原在海，月落不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