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升：一生大起大落，曾慷慨资助晚年的陈独秀，最后结局很不妙

老覃在前几天写了《包惠僧：一大代表，因病错过南昌起义，是陈独秀死前最想见的人》一文，文中提到了陈独秀的晚景凄凉——颠沛流离、频繁搬家，最终定居于江津鹤山坪，却是入不敷出，生活拮据。在此期间，却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资助，有同乡友人邓仲纯、前清二甲进士杨鲁承的后人杨明钦、名流罗家伦、高语罕、章士钊、蔡元培、胡适、傅斯年、薜农山、赵元任、段锡鹏，以及代表他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

其中给陈独秀提供援助最大的四川渠县人杨鹏升。

杨鹏升出生于1900年，比陈独秀小21岁。

他和陈独秀只有数面之缘，交往并不多。

他之所以资助陈独秀，主要是敬重和仰慕陈独秀的才学和人品，不忍心国士落魄，潦倒民间。

他前后曾资助陈独秀 4500元。

陈独秀对杨鹏升的馈赠“内心极度不安，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 ”。

由于杨鹏升对文学、对绘画、对书法，尤其对金石篆刻有高深的艺术造诣，陈独秀就以文与之交往，书信往来频繁。

据统计，从1939年5月至1942年4月5日，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函就达40件之多，相当于一月一封。

老覃特别在这里提一下，杨鹏升曾为陈独秀精心刻有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陈独秀视若为珍宝。老覃在更早一些时候写的《陈独秀出狱后想回党内，毛主席也希望他回到党内，为何最终没回？》一文中提到，1941年，有小偷光顾陈独秀安置在江津鹤山坪石墙院的家，不但偷走了他呕心沥血写成的《小学识字教本》手稿，还偷走了这方四字章，让他欲哭无泪，并为此大病了一场。

陈独秀在写给杨鹏升的信中，呼杨为兄，谦称自己为弟，视之为可以倾诉衷肠的知己。

杨鹏升资助陈独秀时，居住在成都西门外北巷子九里堤劲草园，担任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少将参军。

也就是说，杨鹏升是一个儒将。

说起来，杨鹏升也是官宦人家之后，他的一生大起大落。

他的祖籍为湖广韶阳县大东路，先祖曾到四川为官，后来移居到了四川省渠县三汇镇平安寨。

杨鹏升出世之时，他的家势中落，成为了工商业兼官僚地主的破落户。

少年杨鹏升读书非常刻苦，在达县白衣庵苦读，后来又回家乡平安寨山上采药“修道”。

“修道”期间，杨鹏升靠自学练就一手好字，在篆刻上更是自成一家。

年纪稍长，他便以卖字刻章为业，流浪江湖，幸得四川军阀杨森赏识，招入军中，并得资助到北大就读。

在北大，杨鹏升成了陈独秀的铁杆粉丝，对《新青年》爱不释手，每有陈独秀的讲演，必想尽千方百计到场亲聆。

杨鹏升于1920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成诚士官学校步兵专科，并兼读明治大学文学系。

回国后，先是在邓锡侯部四川陆军第二师任军法官，后为吴佩孚所器重，得任“讨贼联军”总司令部中将政务参赞，成为了吴佩孚私人代表。

杨鹏升有两次到日本留学的历史。

如果说第一次到日本留学是他人生的跳板的话，那么第二次到日本留学留下了一段灰色回忆。

在1930年，他再度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未及毕业，就在静冈县步兵第三十四联队入伍，最后转读日本千叶县陆军步兵专门学校。

因为机缘巧合，他结识了日本前首相犬养毅和滨口雄幸，并在此两人的支持下在日本举办了个人金石书画展。

犬养毅携广田外相、高桥藏相亲临捧场。

犬养毅还手书“中国第一手笔”赠杨鹏升，使杨鹏升赢得了国际声誉。

因为这个原因，杨鹏升对日本产生了一种“亲切感”，以至于“九·一八”事变后，他亲切地拉着日本步兵三十四联队队长远藤五郎的手，一再高唱“日中亲善”的论调。

此后又致函明治大学校长松本龟次郎声称“中日同种，永久共存”。

杨鹏升回国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司令部上校参谋，在“一·二八”会战期间，参与了日军作战。

1938年，陈独秀获释，曾到好友高一涵所在的武昌小潮街居住。杨鹏升恰升任武昌任少将参议和武汉防空筹备处办公厅副主任。

这个时候，他们才正式初次见面。

武汉沦陷之后，杨鹏升调任四川成都，陈独秀也辗转到了江津寓居。

杨鹏升不遗余力地对陈独秀施予援手。

老覃顺带在这里解释一下杨鹏升资助给陈独秀这 4500元的购买力。

话说，1918年，毛主席到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时，月薪是8块大洋。

我们看电视剧《中流击水》，剧中的毛主席领了薪水之后，开心极了，但想着故乡韶山家里的母亲有病，便把其中的6个大洋邮寄回韶山，自己只留下两个大洋。

在这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一块大洋的购买力绝对不会低于现在10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甚至更多，否则，毛主席很难凭两块大洋在北京捱过一个月的时间。

虽说到了1940年物价上涨，陈独秀在1940年12月23日曾致函杨鹏升，里面提到：“数月以来，物价飞涨，逾于常轨。”

但他也提到，在1940年2月，他在重庆住院看病，收到了杨鹏升资助的医疗费300元，信中称：“先生此时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是恶可乎……”

即当时杨鹏升的月薪不过是300多元。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毛主席在北大当图书馆助理员时，蔡元培时为北大校长，月薪是600块；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月薪为300块；胡适为北大哲学教授，月薪为280块；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馆主任，月薪160块。

另外，陈独秀在江津鹤坪山隐居时，还享受有两项固定收入，一项是好友薜农山让他兼了《时事新报》主笔的虚衔，月入 160块；另一项北大每月汇来的 300块。

由此，这前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政府职员的薪金收入变化并不大。

杨鹏升前后共资助了陈独秀4500元，可谓义薄云天。

可惜的是，杨鹏升的结局并不好。

1949年12月25日，他随川西北救国自卫军第二路游击总司令王缵绪率部起义投诚，一度在重庆西南美专供职，担任国画、雕刻教授，兼任西南文教部和西南博物院筹备委员。

但在1954年12月4日被以“残余历史反革命罪”被捕，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最终在狱中病故，终年68岁。

所幸，在1983年，他的起义将领身份被确认，撤消了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