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凡人无法领略圣贤的“极乐世界”，除非提升自己的真境界

一人一境界，那是人们真正能享有的，名利权势只是假象，小人享受不到君子美妙的内心体验，凡人无法领略圣贤的“极乐世界”，除非你提升自己的境界。

1.人生第一等事

【译文】第一等事恐怕不是读书登第，或许是读书学圣贤吧！

人生第一等事是什么？当然是立志。怎样立志呢？有人说，“我要当政治家”，“我要当科学家”，“我要当企业家”……这并不是真正的立志。这家、那家，都只是个标签，挂上身上就有，取下来就无，很虚幻。后主刘禅是个政治家，夏桀王、商纣王也是政治家，那又怎么样呢？真正的立志是确立别人拿不走的标志，建立不倒的“品牌”。所以，人生第一等事是确立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按传统观念，由低到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人：

一是小人。他们是以损人利己为乐的人。有人说“伪君子”不如“真小人”，其实“伪君子”和“真小人”都是小人，只是损人利己的方式不一样，本质上却没有不同。

二是愚人。他们是不知生为何来、死为何往的人，长着一颗花岗岩脑袋，满脑子偏见执念，观念很难改变。愚人未必是文盲，文盲未必是愚人。在愚人中，有相当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傻瓜。

三是庸人。他们是用身体思考的人，凭感觉生活，只想开开心心过日子，没有高尚、远大的追求。

四是君子。他们是很“爱干净”的人，他们讨厌自我思想的污秽，积极加强修养，理智地管理着自己的一言一行。他们是常人心目中品德高尚、可亲可敬的人，却会被小人嫉妒。

五是贤人或大人。他们是有大品德、大才能、大学问，能够成大器、办大事的人。即使没有用武之地，他们也往往能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施加很大的影响力。

六是圣人。他们是了悟人生真谛，智慧通达、境界非凡的人。

一个人确定了要成为什么人，不管他做哪门学问，从事哪项事业，他的人生格局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好比鸟入樊笼，无论怎么扑腾，都只能待在那么一块地方。除非他重新给出人生定位，他的自由空间才会增大。只有圣人能破笼而出，得“大自在”。

人们不一定清楚地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人，真实愿望隐蔽在潜意识中，自然地支配着人的行为。例如，有的人起初雄心勃勃，锐意进取，很有点“大人”模样，可一旦功成名就，便不思进取，贪图享乐，因为他心里只是一个庸人底子，哪有大人的心量？

王阳明从小就明白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关于他的立志，《顺生录》记录了一个颇具神奇色彩的故事：那是他十一二岁时，一天，他与几位学友在长安街上漫步，遇到一个看相先生，惊奇地对他说：“我今天为你看相，你日后一定会想起的话：当你的胡子长到衣领这儿时，你就入了圣境；胡子长到心口时，你就结圣胎了；胡子长到肚脐时，你就圣果圆满了。”

相士的话或许只是胡诌，对王阳明的暗示作用却是很大的，从此，“圣贤”二字就被他输入了大脑深处，“自后每对书，辄静坐凝思”。十三岁时，有一次他问私塾老师：“何为第一等事？”老师说：“唯读书登第耳。”教师的话似乎言之成理，作为一个读书人，参加科考，金榜题名，难道不是最重要的事吗？王阳明却不以为然地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他的父亲听说此事，笑着问他：“你想做圣贤吗？”

王阳明不好意思回答，却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追求。当时宋儒的“格物致知”说颇为流行，而“格物”之意，二程和朱熹都认为是“穷事物之理”。王阳明一知半解，说干就干，邀请一个学友，对着竹子，不停地“格物”。到了第三天，学友用脑过度，只好放弃。王阳明嘲笑他心志不坚，继续坐在那儿“格物”。到了第七天，王阳明筋疲力尽，竟至晕倒，被人抬回来。这次“格物”失败，让他受挫不小，自我解嘲说，“圣贤有分”，不是人人可做。他的话，似乎表明他想放弃“学圣贤”的志向，而且此后他时而学道家的“导引术”，时而学佛家的参禅打坐，还花了很大的精力应付科举考试，并考中进士。

但是，“学圣贤”的志向已经进入了王阳明的灵魂深处，他无论学什么、做什么，事后来看，都走在“学圣贤”的路上，都是在探索契入圣贤的方法。最后，他跳出程子、朱子理学之外，别出蹊径，开发出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法门，并自豪地宣称这是“千古圣贤相传一点真骨血”。他当然再也不会傻乎乎地“格”竹子了，因为他认为“格物”的真意是“正物”，心正则物正。

王阳明是否学成了圣人？难说！因为圣人是一种境界，只有“自家体会得”，别人不得而知。但他无疑是一位“大人”或“贤人”，因为他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尊敬的成就。古人说：“取法乎上，得乎中；取法乎中，得乎下。”王阳明把人生目标定位到“圣贤”的至高境界，最后成为一代大贤，已经很成功了！

2.圣人不是靠聪明造就

【译文】一个人之所以成圣，在于纯粹地感悟天理，而不在于才能大小。因此，即使是很平凡的人，只要肯自修，使自己的心与天理契合，就可以成为圣人。

人人都有良知，都是“天生圣人”，只因后天的习染，变作了小人、愚人或别的什么人。阴沟里的金子还是金子，只是不那么好看，不那么好闻，价值却还在，洗净了还可爱。所以王阳明认为，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圣人。

成圣的标志是“纯乎天理”，让“金子”变回本来的模样，一尘不染。

成圣的途径是“肯为学”。很显然，王阳明为学，不只是读书长本事而已，学问再高，本事再大，都不一定能“为圣”。对此，王阳明解释说：“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犹炼金而求其足色。”

人心如纯金，人欲多一分，成色减一分；人欲减一分，成色增一分。做学问、长本事，只能增加分量，不能增加成色。分量足当然是好事，成色太差，跟铜铁等价，就无趣了！

王阳明指出了一条“为圣”的坦途：去人欲而存天理。将后天的人欲一分分减少，直至“无欲”，回归天性，回到最初的原点，便成圣了。

许多人觉得“无欲”二字不可思议，也不以为然：难道孔子、老子不穿衣吃饭吗？不娶妻生子吗？不想做官、赚钱吗？这当然是对“无欲”的误解。打个比方，水往低处流，流过山峰，流过平原，流归大海。那么，水有没有欲望呢？如果没有，为什么忍不住向低处流的冲动？如果有欲望，为何不向高处流，流到银河去？很显然，水无所谓有欲或无欲，只是自然而然，按自己的本性行事。圣人也是如此，无论吃饭穿衣、娶妻生子、做官发财，都顺从本性、自然而然，像不一样，在有欲无欲之间，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这就是圣人的“无欲”。

常人却不同，明明是小鸡，却要吃老鹰；明明是丑小鸭，却要扮白天鹅；明明只有二两饭的胃口，却要叫满汉全席。这就是贪欲了！

自然的欲望是“无欲”，不自然的欲望是贪欲。那么，怎样区分自然或不自然呢？此意不可说，只能自去领悟。

王阳明还指出了一条“为圣”的方便途径：“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你只要有爱心、做善事，一心一意，不愧不悔，迟早可入圣贤之门。

“善欲”不是“无欲”，但接近“无欲”。你始终保持善欲，喜欢帮助别人，喜欢看见别人摆脱烦恼、困境，这是很高的境界，但离圣境还远，因为你的善欲还可能退转，转到相反的方向。举个例子，不久前，曾发生过一起争议纷纷的新闻：几个善士捐资助学，以一帮一的形式，给几个青年学子提供学费、生活费。

这几个学生接受了馈赠，一年多时间都不曾写信给“恩主”道一声谢，于是，几位善士不高兴了，将此事透露给了媒体，不用说，那几个学子受到了众口一词的指责。可以想象，那几个学子所蒙受的损失远比他们得到的馈赠大，因为他们背负着“忘恩负义”名声，心灵的创伤也会陪伴他们很长时间，甚至影响他们一辈子。反观几位善士，起初善欲很强，后来善欲却变成了恶念，他们向媒体透露此事，等于向那几个学子实施了报复，根本没有考虑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后果，等于由圣道入魔道了。

按佛家的观点，善心永不退转，才入圣道。怎样才能如此呢？当你切身体验到帮助别人不是在帮助别人，完全是在帮助自己；愉悦别人不是在愉悦别人，完全是在愉悦自己，你的善心就不会退转了。那么，当你做了善事，帮助了别人，会由衷地高兴，根本不会冀图别人的感激、报答，更不会为别人没有一声“谢谢”而愤愤不平。

但这不是说“善欲”没有用，一旦你经常发善心、做善事，体验到了其中的乐趣，你就有可能领悟“人我不二”的真谛，由此契入圣道。

王阳明早就领悟到圣贤和凡夫俗子本质上并无区别，不同之处在于各人的功夫，任何一人肯下工夫，都可能成为圣贤。所以，他看人都带着看圣贤的眼光，以平等之心待，不太在意世俗的尊卑贵贱。当他谪居龙场驿时，真诚地对待自己的随从们，为他们熬药、煮粥。大家觉得他是“大人”，被他服侍受当不起，他安慰说：你们跟随我一路走来，吃了许多苦。在这举目无亲的地方，你们不就是我的兄弟、我的亲人吗？

对当地夷民，汉族人一般会有歧视心理，认为他们是“野蛮人”。王阳明却毫无歧视之心，因为他们也是“天生圣人”。他说：“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砺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

虽然语言不通，他跟夷民们的关系却处得很好，交了很多真心朋友。他时常出没于丛林、山洞之间，同夷民和流亡至此的汉人谈天说地、讨教风俗，并指导他们伐木建屋，替他们排忧解难。很快，当地居民都把他看成能人、友人、神人，对他尊敬有加，还自发地帮忙，为他建起了一座大屋。后来，此屋便成了著名的“龙冈书院”。

一个人能认识到人人都可能为圣贤，而以平等之心对待每一个人，离圣贤之门已经很近了！反之，自以为天生高人一等，自以为应该高居别人之上，离圣贤之门已经很远了！

3.圣人无善无恶

【译文】无善无恶是心的本体，有善有恶是思想的萌动，知善知恶是人的良知，培善去恶是格物的功夫。

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中，有一个等式：心=性=理=良知。

虽然是一个等式，每个概念还是有所区别的。

心是什么呢？心=无善+无恶=0；

性是什么呢？性=有善+有恶=0；

理是什么呢？理=非善+非恶=0；

良知是什么呢？良知=知善+知恶=0。

善恶可以说一正一负，但流于观念上时，其性本空，只是一个0。正因为如此，格物便成为可能。假设恶念像太行、王屋二山一样，是实体的存在，你想格掉它，哪怕你有愚公精神，这辈子也不能够，还要靠子子孙孙帮忙。因为恶念本空，你想格掉它，马上就格掉了。格物也可以列出一个等式：格物=为善+为善+为善+为善……

为什么要格物呢？因为人有贪欲，以至失其本心，变为凡心。

凡心=为恶+为恶+为恶+为恶……

所以，需要不停地格物，使凡心渐近圣心。

圣心无善无恶，只是一个0，如同佛家所说的“空”。但“空”不是没有，正如0不是没有一样，不然，将你的存折上拿掉一个0，你就该哭鼻子了。

由于王阳明所说概念似同非同，所以闻者似懂非懂，为这些问题，王阳明跟弟子们进行了大量的探讨。

有一次，弟子德洪与汝中在一起讨论学问。汝中谈了王阳明的“四句教”，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德洪不解，问：“这是什么意思？”

汝中说：“这恐怕不能算绝对结论。如果说心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意也应该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也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也是无善无恶的物。如果说意有善有恶，那么心体必然也有善恶在。”

德洪说：“心体是天性，原本是无善无恶的。但人心会受外物感染，意念上就有了善恶，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的正是回复心体、天性的功夫。如果意念没有善恶，做什么功呢？”

当天晚上，二人向王阳明请教。王阳明说：“二位的见解正好相互补充，不宜各执己见。我这里点化人原本有这两种方法，悟性高的人可以从本源上直接悟入。人心本体原本是明莹无滞的，在发而未发之间。悟性高的人一旦悟到本体，即是功夫，他人、自我，内心、外物，可以一齐悟透。悟性较次的人，难免有个习染心，本体受到蒙蔽，因此教他在意念上做为善去恶的功夫。功夫精通后，尘埃去尽之时，自然可以明了本体。汝中的见解，是我用来接引悟性高者的法门；德洪的见解，是我为悟性较次的人所设的法门。二位互补，可以接引上中下各色人入道，如果各执己见，眼前便会失去求道人，而且在领悟上都有未尽之处。”

王阳明的话，跟佛家所用法门相似，见解也一致。无论善恶观念，以及烦恼、痛苦等，都是空性，悟性高的人可以直接从空性悟入，一旦悟到它们只是一个0，心便清净了。悟性较差的人认为善恶观念是有，烦恼、痛苦也是有，好像有个东西堵在心里一样，那就要做格物功夫，把这些没用的东西格掉。但善念有益无害，用不着格掉，反倒可以加强。当功夫做到一定程度，有可能悟到其性本空，即使悟不到，有一腔善念总是好的，不能为圣贤，也能为君子了！圣人无善无恶，“从心所欲”，高高兴兴地做自己喜欢的事，做的全是常人认为的善事，如果你带着善念做善事，做的事其实跟圣人一样，只不过你认为这是善事，圣人却不认为是善事，区别只在内心体验上。

还有一次，王阳明带着弟子在花园里除草。薛侃忽然大发感慨说：“天地间的事真是不可理解，为什么善总是难以培育，恶却又难以去除？”

王阳明说：“因为你没有培育，没有却除。”过了一会儿，又说，“你这样看待善恶，一起念便错了。天地之间，花草都是生命，岂有善恶之分？人要赏花，便以花为善，以草为恶；一旦要用草，草又成了善的。所以，事物的善恶，皆因人的好恶而生。”

薛侃不服：“如先生所说，世间没有善恶之分了？”

王阳明说：“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这就是所谓的至善。”

薛侃问：“这与佛教的无善无恶有什么差别？”

王阳明说：“佛家立意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事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的无善无恶，是要求人不动于气，不要故意去作好、作恶。”

薛侃问：“草既非恶，那么草不宜除掉了？”

王阳明说：“你这便是佛氏、老子的意见了。草若有碍，何妨去掉？”

薛侃说：“这样便又是作好作恶了。”

王阳明说：“不作好恶，不是全无好恶。所说的‘不作’，只是好恶一循于理，不去刻意着一分意思。如此，就是不曾有好恶一般。”

薛侃问：“就除草这件事来说，怎样一循于理、不着意思呢？”

王阳明说：“草有妨碍，理应除去，那就去掉罢了。偶尔没有拔除，也不累心。如果着了一分意思，心体便有拖累负担，便有许多动气处。”

薛侃问：“按您的说法，善恶全不在物上了？”

王阳明说：“只在你心上，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

薛侃说：“说到底物还是无善恶。”

王阳明说：“在心如此，在物亦然。那些俗儒不知道这个道理，才舍心逐物，将格物之学看错了，终日驰求于外，终身糊涂。”

薛侃问：“那又该怎样理解‘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呢？”

王阳明说：“这正是一循于理。是天理合该如此，本无私意作好恶。”

薛侃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难道没有一分个人的意思？”

王阳明说：“那是诚意，不是私意。诚意只是循天理。虽是循天理，也着不得一分廓然大公，才是心之本体。”

另一个学生问：“您说‘草有妨碍，理亦宜去’，为什么又是躯壳起念呢？”

王阳明有些不耐烦地说：“这个问题，你该自己去体会。你要去除草，是个什么心？周濂溪‘窗前草不除’，是什么心？”

最后，王阳明总结说：“若见得大道，横说竖说都能说通。若此处通，彼处不通，只是未见得大道。”

在上面的谈论中，王阳明已经将“无善无恶”的问题讲得很清楚了，能不能理解，全看各人的悟性。很多人听了可能会更糊涂，因为他们理解事物时，往往不能依循一定的标准，而是不时地变换标准，一会儿从道德、法律的角度看问题，一会儿从人我的立场看问题，一会儿从切身利益看问题，而且头脑中的概念不时变换，常犯“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王阳明以“无我”之心，始终站在“天理”的角度看问题，你必须以此角度，才明白他说了什么。

4.修身俟天命

【译文】如果有人说“生和死、短命和长寿都有定数，我只是一心向善，修养自身，以待天命而已”，这是他平日尚不知道有天命。顺从天命，虽然天、人分为二体，倘若已经知道天命之所在，只需恭敬奉承它就行了；如果还要“待天命”，说明还不知道天命之所在。

真正的悟道，按佛家的观点，在于“明了生死大事”。王阳明也认为，如果在生死问题上“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命之学”。凡人心里塞着一个大大的“我”字，把这条命看得太重，并且认为，活着时的享受才是真的，一旦死了，一切便与自己无关。

正因为如此，大家都急急忙忙地占有和享有，一切烦恼、痛苦都因此而生。得不到时为得不到痛苦，得到了却又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痛苦。只有明了生死大事，悟到了生命的永恒，活到可生可死的境界，烦恼、痛苦才会解除。正如老子所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王阳明认为“吾心即宇宙”，心与天理不二，那么天命岂不是在自己心里吗？所以他不认同“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这句话。

但“修吾之身，以俟天命”确实是一句得道的话，跟王阳明的意旨也没有不合之处。王阳明将“俟”解释为等待，但“俟”字含有顺其自然的意思，并无所执。无论顺应“天命”或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天理”、“性”，都是一个意思。

王阳明认为，人不应该太看得生死而要顺从天理，他说：“只为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来太重，不问当死不当死，定要婉转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丢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为？若违了天理，便与禽兽无异，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过做了千百年的禽兽。学者要于此等处看得明白。比干、龙逢只为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他的人。”王阳明这些话，大概只能算是“方便说法”，拣别人听得懂地说，因此有所滞着。这也无可奈何，对那些没有“明了生死大事”的人谈生死，如同对牛弹琴，怎样都谈不通。

“明了生死大事”不容易，有时需要经历生死考验才“见得破，透得过”。生活中，有些人把自己的命看得不值钱，无故冒生命危险，甚至自寻死路。他们也许真的不怕死，但他们怕活，跟怕死其实没有两样，都是“魔障”，跟悟道者的通透大不一样。悟道者不怕死也不怕活，不怕幸福也不怕痛苦，他们把生命看成无价之宝，到了需要交出去时却又毫无留恋。若问他们的境界，只是修身俟天命而已！

王阳有的悟道，经历了无数生死考验。当时，奸宦刘瑾等“八虎”乱政，老臣刘健、谢迁等人联合言官们上奏明武宗，请诛刘瑾，被刘瑾诬为奸党。南京户部给事中戴铣等二十一人请求留刘健、谢迁，被刘瑾逮捕，廷杖除名，打入大牢。时年37岁的王阳明不避祸患，毅然上书援救。刘瑾大怒，将王阳明廷杖四十，死而复生，又罚跪于金水桥，然后下狱审判，贬谪到贵州龙场驿。

王阳明去龙场驿途中，刘瑾尚不甘心，派人追踪在后面，企图加以暗杀。王阳明意识到了危机，到了钱塘江边，留下一首《绝命诗》，又取下鞋帽，放在岸边，制造投江自杀的假现场。跟踪者信以为真，拿着鞋帽和《绝命诗》回京复命去了，王阳明侥幸逃过了追杀。

但他的危机并未过去，当他搭乘商船行至舟山时，飓风大作，商船漂泊到闽北。他登岸进入武夷山，晚上想入一座寺庙求宿，寺僧却不肯收留。他只好暂宿在一座无人的野庙中，不料这正好是老虎栖息的巢穴，夜半时分，老虎回到野庙，见一人伏睡香案，绕廊大吼，却不敢入内。第二天，寺僧以为王阳明必已葬身虎腹，来取他的包裹，却见他伏案未醒，料知此人不是常人，于是请入寺中，殷勤招待。

龙场驿位于今贵阳市西北80里许的修文县城区，地处万山丛棘之中，虫索怪兽横行，蛊毒瘴疠弥漫，四境荒凉，人烟稀少。王阳明刚到这里，既无住房，又无粮食，只好栖居山洞，亲手种粮种菜，折薪取水，苦熬度日。他自幼长于高官贵戚之家，养尊处优，突然面临如此恶劣的环境，苦楚又倍于常人。更不幸的是，他还患了虚痨肺病，生存更觉艰难。他深知随时都有倒毙荒野的危险，“自计行失荣辱皆能超脱，唯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但他的性格是，越是害怕什么，越是迎头而上。于是，他做了一副石棺材，指天发誓说：“吾惟俟命而已！”从此，他经常躺在石棺材里，努力对抗怕死的念头，“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时或歌诗谈笑，故作潇洒。

一天夜里，他忽然觉得“心中洒洒”，仿佛有人对他说话，于是“大彻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他又以平时背熟的“五经”来印证他彻悟的一切，莫不吻合。从此，他不仅悟了圣人之道，也对生死大事洞然明白，进入了无忧无畏的境界。

佛祖曾说：生命在呼吸间。一呼一吸中，包含着一生一死的异数，很悠长也很短暂。人应该用这或长或短的生命干什么呢？吃喝玩乐都是幻景，功名利禄都是烟云，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呢？弄清了这个问题，或许就能明了生死大事了！

5.“戒慎恐惧”即是良知

【译文】能够戒慎恐惧，就是良知了！

如今的人经常高喊“自由”，但是，什么是自由？很显然，你可以按自己意愿说话、办事、思考，你就享有自由；你想说的话不能说、不敢说，你想做的事受到他人限制，你就不得自由。

那么，自由是谁给予的呢？有人以为是别人给予的，不自由的原因是别人造成的。员工厌恶老板不给行动自由，学生厌恶老师、家长不给表达天性的自由。事实上，自由主要靠自己给予，良知才是自由的真正主宰。你讲道德、讲规则，凡事与人为善，所言所行都受到大家欢迎，那么，你爱怎么说、怎么做都可以，他人和政府为什么要限制你的自由呢？孔子“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他想做的事正好都符合道德规范，不符合规范的事他从不想做，所以，他享有充分的自由，从来不需要向政府要求“言论自由”。

反之，你乱说乱动，自由就要受到限制了。阿Q梦想“想什么就是什么，想谁就是谁”，这样的自由能给他吗？他恃强凌弱，欺负小尼姑，还说什么“和尚摸得，我为什么摸不得”，这样的自由他应该享有吗？他可以有“恋爱自由”，但他不讲恋爱规则，搞“性骚扰”，拉着吴嫂想“困觉”，结果被赵太爷用“哭丧棒”揍了一顿。不自由的人往往是因为他们想拥有不该拥有的自由，这是真正的不自由。

真正自由的人，服从自我良知的管理，以“戒慎恐惧”为修养。“戒慎恐惧”出于子思的“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大意是：害怕做错事，即使别人不见；担心说错话，即使别人听不见。王阳明对这句话备极推崇，经常拿出来跟学生讨论。他说：“君子戒慎于不睹不闻，省察于莫见莫显，使其存于中者，无非中正和乐之道。”你用不着别人来判断你做得对不对、说得对不对，你只要自己心中有数就行了。不管别人能否看见、听见，你坚持做正确的事、说正确的话，内心自然“中正和乐”。

有的人不然，人前人后不一样。老板不在时，随便玩电脑游戏、上网聊天，老板来了，便装成勤奋工作的模样；跟老板说话时，一脸敬畏，一副“好孩子”的模样，转过脸，便一脸轻蔑，哼道：“有什么了不起？换个位置，我比你强多了！”这样的人多么不自由！他想做的事、想说的话正好都是不能做、不能说的，内心岂不烦恼丛生？

一个人不知戒慎恐惧，只会随流性转应付环境，他就成了环境的奴隶；一个人服从良知，他才是自己的主宰。

有一次，许衡和几位朋友冒着酷暑赶路。到了中午，他们又渴又饿，却无处可以买吃的。当时正是兵荒马乱，百姓四处逃散，方圆百里之内，十室九空。后来，他们来到一个村庄，里面的人全跑光了，但路边有一棵梨树，树上果实累累。同伴们大喜，争先恐后地爬到梨树上摘梨子吃，许衡却在树下正襟危坐。同伴们诧异地说：“你等什么？快上来吃梨子吧！”

许衡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随便吃。”

同伴说：“乱世的梨子，早就没有主人了。”

许衡正色道：“梨子没有主人，难道我心里也没有主人吗？”

许衡终究没有吃这些梨子。

许衡不愧是一个懂得“戒慎恐惧”的人，他怕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良心。当他无条件服从心中的“主人”时，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的智慧是清明的，他的言行也必然受到大家的欢迎。后来，他成为一代宗师，是元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

一个人只有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能坚持做正确的事，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戒慎恐惧”看似自我设限，得到的却是自由。好比走路，人眼前始终只需要一条路，用不着惦记每一条路。你以戒惧之心，约束自己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去任何地方。那不是真正的自由吗？

6.随人欺慢，处处得益

【译文】人如果实实在在地用功，任由别人怎样诋毁、诬蔑，任由别人怎样欺侮、怠慢，处处都可以得益，都是培养道德的资粮。如果不用功，别人的诋毁、诬蔑、欺侮、怠慢都会变成“魔障”，终究会被它们累倒。

王阳明一向推崇“动忍增益”的功夫，其要旨类于佛家“忍辱”的修养。佛家所谓“辱”，包括身心所受任何苦楚，忍辱即忍一切苦，把这项功夫做好了，才能得一切乐。王阳明所谓“辱”，主要指外人施加的窘辱。

“动忍增益”有两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动忍”，对别人的窘辱要忍得住。他说：“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

但是，忍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俗话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柱香。”佛不一定喜欢争一柱香，人却喜欢争一口气，自己没做错什么，却被别人说闲话，被别人嘲笑、侮辱、毁谤，这口气如何咽得下？俗话又说：“人要脸，树要皮。”被人耻笑、非议，丢脸了，这脸面不找回来如何做人？

“忍辱”不易，怎么忍呢？你需要做功夫。一项功夫是“抗打击”功夫。拳王之所以成为拳王，不仅因为他能打，也因为他能挨打，对方的拳头打在脸上，晃晃脑袋，没事！这功夫一定是平时挨了不少打练出来的。你要成为心灵的拳王，平时应该多挨打。宋朝的寒晦禅师和拾得禅师是好朋友，有一次，寒晦问拾得：“人家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蒙骗我，应该如何应对？”拾得说：“只可忍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拾得所说的，就是提高“抗打击能力”的方法。有的人被别人一句话就激得跳起来，乃至寻死觅活，摸刀杀人，这功夫太差了。别人招惹你或许不对，但你被人一指点倒，还因为自身太弱，不过是个“心灵婴儿”而已！那么，你应该把窘辱你的人当免费“陪练”，使心灵变强。

一项功夫是“慈悲喜舍”功夫。这是佛家的上乘功夫。别人窘辱你，一定是有原因的，也许你做错了什么而不自知，也许你没有做错而对方理解错了，自招其病，值得你同情而不是愤恨。打个比方，一个病人痛苦不堪，大喊大叫，大哭大骂，当此之时，你是什么感受？你应该庆幸害病的不是自己，即使挨了骂，也该知道对方的骂声其实不是骂声。同样的道理，别人无故窘辱你时，内心一定正受到欲火、妒火、怒火或其他种种邪火的焚烧，心里病得很重，以至言行失控，跟感冒发烧说胡话一样，你又何须计较呢？

第二个要点是“增益”。当你把“动忍”功夫做好了，自然受益非浅，正如王阳明所说：“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但王阳明并不满足于“力”的增长，还要求通过“动忍”，将别人的“毁谤”、“欺瞒”变成“进德”的资粮。

《永嘉真觉禅师证道歌》说：“从他谤，任他非，把火烧天徒目疲。我闻恰似饮甘露，销钅容顿入不思议。”别人的毁谤、非议怎么可能“甘露”呢？其实，无论别人赞美你也好，非议你也好，都只是一句话，你将一句句话染上了颜色，才影响了你的心情。好比下雨，是一种自然现象，你强自分成好雨、苦雨，心情便变得不同了。你若以自然之心看待别人的话，不认为那是毁谤、非议，那么，你通过别人的话，得到的就是真知而不是坏心情。

打个比方，你是一个服装商人，卖的都是名牌时装。但顾客时常会“毁谤”、“非议”说，“这件衣服的颜色太差了”，“太贵了，根本不值这个价”，“款式太旧，卖给‘50后’还差不多”……当顾客“胡说八道”时，你若跟他们怄气，那就太傻了。一方面，“嫌货才是买货人”，顾客对你的衣服提出不满，说明他们很感兴趣，否则何必多费口舌？一方面，顾客的零言碎语中，透露了许多宝贵的信息，你若善于分析，就可以了解不同性别、年龄的顾客的消费水平和消费习惯。所以说，这些“嘴臭”的顾客正是你的好顾客，你可以通过他们大获其益，你正应该爱他们，怎么可能恼恨他们呢？

在生活中，对你没好处的只是那些跟你做了十年邻居却不知道你的名字的人，那些“毁谤”、“欺慢”你的人，都是你的“潜在顾客”，都可能有益于你，关键看你有没有“增益”功夫。

王阳明的“动忍增益”功夫做得很好，虽然“毁谤”、“欺慢”几乎伴随他一生，他总能得其利而避其弊，使自己的德业、事业双获丰收。

王阳明谪居贵州的龙场驿时，是他一生最倒霉的时候，他却将之变成了幸运的开始。驿站主要负责来往官员、信使的接待工作，相当于官方招待所、邮电局，龙场驿地处万山丛中，一个月都难得搞一次接待工作。王阳明有大量空闲时间，于是开设龙冈书院，免费给爱学习的人讲学。慕名而来者很多，他因此名声大噪。龙场驿属思州管辖，思州太守不知为了耍威风，还是嫉妒王阳明的名声，无故派人前来捣乱。当地群众看不过意，自发组织起来，将那些公差打走了。

思州太守更是恼怒，上告王阳明不服管教、聚众闹事。思州按察副使毛应奎是王阳明的余姚同乡，担心他受害，于是出面斡旋，劝他去向太守赔个不是。此时，王阳明还没忘了按良知做事，一方面，他认为当面道歉不合情理，只会助长对方的歪风邪气；一方面，他却又愿意做一回“矮子”，给太守一个台阶下。于是，他给毛应奎写了一封措辞恳切的信：

“昨承遣人喻以祸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请谢，此非道谊深情，决不至此，感激之至，言无所容！但差人至龙场陵侮，此自差人挟势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龙场诸夷与之争斗，此自诸夷愤恨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则太府固未尝辱某，某亦未尝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请谢乎？跪拜之礼，亦小官常分，不足以为辱，然亦不当无故而行之。不当行而行，与当行而不行，其为取辱一也。废逐小臣，所守待死者，忠信礼义而已，又弃此而不守，祸莫大焉！”

他表明，跪拜太守，是他这个小官应尽的礼仪，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太守没错，自己也没错，如果道歉，反见得双方有错了。接下来，他又写道，自己“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焉”，言下之意，到了这种地步，怕死也无益，太守如果不依不饶，他也没有办法。

结果，“太守惭服”，再也不来找王阳明的麻烦。而当地的秀才、卫所官员更是仰慕他的为人和学问，纷纷上门求益。安宣慰还派人送来米、肉、仆役、金帛、鞍马等，王阳明只收下一些生活必需品，其余的都逊谢不受。

王阳明受到太守的“欺慢”和“毁谤”，他本着良知不动心，得体地处置，结果坏事变好事，他的处境反倒比以前好多了，名声也比以前更大了。

《佛遗教经》说：“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恶骂之毒，如饮甘露者，不名入道智慧人也。”一点羞辱都不能忍，像爆炸一样一点就炸的都是小人物，那些能够“忍辱”的人，才可能成为有大智慧、大才能的人，才可能办成大事，成为大人物。所以，对人生事业来说，“忍辱增益”的功夫很重要！

7.招灾惹祸的四大原因

【译文】灾祸没有比贪占天然的功劳更大的，罪行没有比掩盖他人的好处更大的，过恶没有比剽窃下属的才能更深的，侮辱没有比忘记自己的羞耻更重的。如果四者皆备，引起灾祸的全部条件便成熟了！

王阳明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功莫大焉，嘉靖皇帝诏令“王守仁封伯爵，给与诰券，子孙世世承袭，照旧参赞机务”，不久后，又诏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还兼南京兵部尚书，照旧参赞机务，岁支禄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体追封”。王阳明接到诏命后，没有欣喜若狂，没有自鸣得意，而是诚惶诚恐、忐忑不安，当即上了一道奏疏——《辞封爵普恩赏以彰国典疏》，言辞恳切地请求皇上废除对自己封赏的恩典。在奏疏中，他留下了一段经典名言：“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恶莫深于袭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四者备而祸全。”

王阳明认为，平叛成功，一是时势使然，二是大家的努力，并非他一人之功，因此不宜独受大赏，否则就是“叨天之功”、“掩人之善”、“袭下之能”而“忘己之耻”了，否则就会自招其祸。

王阳明是惺惺作态、故作谦逊吗？好像不是。他心体“良知”，对这件大功，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在奏疏中，他一一分析了不敢受封的理由。

何谓“叨天之功”？他说：“宁藩不轨之谋，积之十数年矣，持满应机而发，不旬月而败，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意，厌乱思治，将启陛下之神圣，以中兴太平之业，故蹶其谋而夺之魄。斯固上天之为之也，而臣欲冒之，是叨天之功矣！”王阳明的话很有道理，当时明朝国运虽已渐衰，官场腐败昏暗日益严重，但全国大部分地方还没有到民不聊生的程度，希望“变天”的人属于少数，宁王朱宸濠点起了反叛之火，却缺少“柴草”，难以燃起燎原之势。表面看，局势由少数精英左右，实际上，国运从来都由广大民众主宰。但是，只有王阳明一流智者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何谓“掩人之善”？王阳明说：“先宁藩之未变，朝廷固已阴觉其谋，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权，使据上游以制其势。故臣虽仓卒遇难，而得以从宜调兵，与之从事。当时帷幄谋议之臣，则有若大学士杨廷和等，该部调度之臣，则有若尚书王琼等，是皆有先事御备之谋，所谓发纵指示之功也。今诸臣未蒙显褒，而臣独冒膺重赏，是掩人之善矣！”

王阳明将功劳归于上级领导的“英明决策”，虽有过誉之嫌，也不无道理。尤其是兵部尚书王琼，慧眼识阳明，并力劝朝廷给予阳明便宜行事的权力，使阳明在平叛过程中能随心所之，不受掣肘，又在朱宸濠即将发动叛乱时，有意“大材小用”，调阳明去福建平定一个下级军官的哗变，使阳明躲过了朱宸濠的挟持。可以说，没有王琼的支持和保护，王阳明自身性命尚且难保，哪有成就大功的机会？

何谓“袭下之能”？王阳明说：“变之初起，势焰火昌炽，人心疑惧退沮。当时首从义师，自伍文定、邢王旬、徐琏、戴德孺诸人之外，又有知府陈槐、曾王与、胡尧元等，知县刘源清、马津、傅南乔、李美、李楫及杨材、王冕、顾亻必、刘守绪、王轼等，乡官都御史王懋中，编修邹守益，御史张鳌山、伍希儒、谢源等，诸人臣今不能悉数，其间或催锋陷阵，或遮邀伏击，或赞画谋议，监录经纪……夫倡义调兵，虽起于臣，然犹有先事者为之指措。而戮力成功，必赖于众，则非臣一人之所能独济也。乃今诸将士之赏尚多未称，而臣独蒙冒重爵，是袭下之能矣！”

王阳明在奏疏中，指出了很多智勇之士的功劳，表明平定叛乱，全靠大家努力，功劳也是大家的。事实也是如此，成就任何事业，都要靠大家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无论领导或下属，都只是一台机器中的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失灵，便会影响全体；而功劳也不能尽归于某个“重要零件”。但在现实中，很难真正做到“按劳付酬”，好处往往尽归于那些领军人物，这是大家心理上基本可以接受的“分配方式”，但未必公平合理，永远有改进余地。许多独领功劳而大受其益的人，不知自己侵占了他人的功劳和当得利益，反倒沾沾自喜、自夸自傲，未免恬不知耻。王阳明作为受益者，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难能可贵；能坦然地讲出来，其精神境界确实令人敬佩。

何谓“忘己之耻”？王阳明说：“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所当为。况区区犬马之微劳，又皆偶逢机会，幸而集事者，奚足以为功乎？臣世受国恩，碎身粉骨，亦无以报。缪当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苟免鳏旷，况又超擢本兵，既已叨冒逾分。且臣近年以来，忧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聋，无复可用于世。兼之亲族颠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贪进，据非其有，是忘己之耻矣！”

王阳明认为，为臣尽忠，为官办事，只是本分上的事，办好了谈不上功劳，况且自己身体不好，应该有自知之明，退休回家；况且父亲老病，自己也该回家尽孝，如果贪图封赏，急功冒进，那就是无耻了。

王阳明能认识到自己所做的事只是“臣子之分所当为”，难能可贵。在现实中，对官员的要求往往很低，“不作为”是很多官员的基本作风，什么也不干，“一张报纸一杯茶”混一天，也没有关系，偶尔做了一件分内之事，就成了功劳，可以厚颜无耻地在报告中向上级表功，还可以恬不知耻地向当事人讨贿赂。还有许多人也是如此，做分内的事，却要求分外的利益，医生“割开肚皮要红包”，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诸如此类，跟王阳明比，太没“良知”了！

王阳明此次上疏推辞封赏，未准；后来再度上疏辞封，仍不准，皇上还是将他该得的封赏给了他，论实绩，他的功劳毕竟很大。

但王阳明跳出自身得失之外，凭“良知”说话，确实说出了祸福的基本道理：人生最幸福且最幸运的事，莫过于做自己该做的事，赚自己该赚的钱，过自己该过的日子，享自己该享的福。如果拿不准当得不当得，不妨学学王阳明，争低不争高，争少不争多，亦不失为避祸良方。若是起了贪婪心，希求不当得之名利权势，离灾祸就近了，即使不受明里的损失，也必遭暗里的报应，伤身伤心伤神，甚至留下遗毒，害了儿孙。那又何必呢？